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 个人喜好 文赚 文赚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801/1754177.html <![CDATA[ <br>&nbsp;<br>&nbsp;<br>　　客观地讲，大部分房地产中介公司是好的，但不乏有少数害群之马，坏了行业风气，影响了中介的声誉。业内人士指出，这起投诉是非法中介典型的小伎俩。其实，要避免上当受骗并不太难，消费者学会自我保护的同时，还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治治不良中介。&nbsp;<br>　　&nbsp;<br><br>　　首先要明确概念，租房中介的正式称谓是“房地产经纪公司”，其要求是注册资金30万元以上、拥有具备《房地产经纪资格证》的经纪人4名以上，同时具备《工商执照》和《房地产经纪机构资质证书》两项才是一个正规合法的经纪公司。&nbsp;<br><br>　　&nbsp;<br><br>　　同时，中介提供的服务应该有尽量代理更多的待售房屋以供顾客挑选，通过验证、备档、签订合同等手段保证顾客买房的安全性，协助中间担保、代办贷款、过户取证等各项服务使顾客更省时省力，还要为投资型顾客代理出租等。有关专家为市民支招，以防在租房时再受气。&nbsp;<br><br>　　&nbsp;<br><br>　　一、综合比较各公司的服务模式，货比三家，尽量不交或少交看房金或看房费等，以免发生纠纷。&nbsp;&nbsp;<br><br><br>　　二、要审查对方是否具备工商执照和房地产经纪机构资质证书，工商执照中应具备“物业代理”这一经营项目，以上两证也应有“年检合格”的印章。&nbsp;&nbsp;<br><br><br>　　三、在与公司看房前，要认真阅读对方提供的“中介代理合同”，这一环节至关重要，要找出您认为不合理的条款与对方商量改妥后再签字,因为一旦签字合同生效,有可能有些条款将来会对您十分不利。&nbsp;&nbsp;<br><br><br>　　四、不要和经纪人个人隐瞒公司私下成交。有些客户为节省中介费，向经纪人支付回扣私下做单，这种做法不太可取。其一房源信息是公司财富，这样做已经违反双方合同，会遭到公司起诉；其二收取回扣的经纪人一般道德水平低下，有可能等你入住后看准你不敢声张，继续索要钱财；其三目前存在一些经纪人勾结外人冒充假房东行骗，诈取钱财后逃之夭夭，使客户白白遭受损失又无处追偿。&nbsp;&nbsp;<br><br><br>　　五、在订房时一定要自己审查房东的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原件，三证俱全才可付款。虽然说中介公司有审查证件的责任，但有些经纪人并不负责，所以自己必须要亲自审查，以免被假房东诈骗，据中介公司实际操作的经验来看，一般出现的诈骗事件都是房东证件不全，而当事人没有防范意识造成的，这点要特别注意。&nbsp;<br><br><br>　　六、一旦发生自己利益受损的情况，应该立即到工商部门或房管局投诉。&nbsp;<br><br>&nbsp;<br>]]> 星期四, 17 一月 2008 08:43:14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801/1754177.html 2008-01-17T08:43:14Z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612/95724.html <![CDATA[ &nbsp;<br><br><br>作者:&nbsp;foru.&nbsp;R&nbsp;,&nbsp;Dec&nbsp;13,2006<br><br>&nbsp;&nbsp;&nbsp;呵呵，本来俺是在证明效率高低和私有制与否没有关系，可是辩题被你改成了公有制下的生产分配方式的问题。好吧，既然你要讨论这个问题，那俺就奉陪到底。首先，要提出你的一个错误，也是很多提倡私有化的人的一个错误。你把人类经济所有制和时间概念及现实请况割裂开来，在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故意忽略了在事物&nbsp;发展中强弱矛盾的发展变化,甚至否认了矛盾的存在,&nbsp;及阶级矛盾的存在，认为私有制下的竞争是永远不变的。你在讨论的时候，以经暗中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１。消费者可以在私有化的情况下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消费品.&nbsp;２。自由竞争是公平合理的。３。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两者之间是不存在矛盾的，没有强弱的关系，也没有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到了这个层面上，这&nbsp;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纸上谈兵的问题了,而是一个通过伪世界观来欺骗愚弄人民的问题.&nbsp;<br><br>１。如果你认为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者需求可以通过市场来调节,那么,&nbsp;作为市场经营者本身,又是通过什么来知道消费者的实际需求的呢?&nbsp;通过市场调查?物价指标的变化?或者上帝梦里给予的启示?&nbsp;说实在的的,如果任何一个经济学家能够有一种可以准确预测出消费者需求的方法,他可以立刻得到诺贝尔奖。如果一个公司得到了这种方法，那么这个公司将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但是有吗？当今世界上预测消费者需求的方法，无非就是几种，对市场供需关系的调查，消费者意向调查，对物价指标的研究和对产品寿命曲&nbsp;线的分析。然而以上几种分析方法，有几个是政府不能作到的呢？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以上的调查方法也是不二的法宝。无非一点不同的是一个是企业来执行，一个是政府来执行。你又有什么证据来说明市场经济下消费者可以得到的产品，在市场经济下不能得到呢？当然，你会举出苏联和中国的例子，说明消费者&nbsp;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产品，但是不要忘了，在当时的国际社会环境下，国防还是消费，政府只能选择二者之一，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二战后拥有世界整整一半生产能力的超级强权。&nbsp;<br><br>说到中国和苏联的工业选择，就不得不提出“基干产业”&nbsp;这个概念了。以下的东西俺以前也说过，不过今天不得不再说一次，好把理论和实践结合一下。&nbsp;<br>其实，如果能从海外得到积累用的资源，谁也不去在自己国内“压制消费”&nbsp;，去搞那“不得人心”&nbsp;的高积累了。道理很简单，高积累导致老百姓买不到想要的轻工产品，消费被抑制（注意，这不是你所说的抑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而是国内有市场，但没商品。），老百姓就会埋怨。像英国和法国，就没有进行过“高积累”&nbsp;，一样发展了自己的重工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有殖民地，他们把国内所需要的“工业积累”&nbsp;的资源从殖民地掠夺了过来，实际上是把其“高积累率”&nbsp;强加在殖民地人民的头上了，而工业化的成果却自己享有了。&nbsp;<br>后来的日本德国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他们晚了一步，大多数的殖民地已经被老牌殖民者占有了。所以不得已就只能搞自己国内的“高积&nbsp;累”&nbsp;，然而由于他们的政治体制，还是不敢搞像苏联或中国那样的彻底高积累，所以他们一面在国内施行相对”&nbsp;“独裁”的政治统治，以便实现“高积累”&nbsp;的顺利实行，一面通过政治甚至战争的手段抢夺殖民地。这就是你说的“日本的解决方案就是开拓海外市场，事实上日本从甲午到现在一直都严重依赖于海外市场，”&nbsp;其实，不是“市场”&nbsp;，而是殖民地，以便他们转移“高积累”&nbsp;给国内带来的政治压力。这样，新老霸权们为了维护和争夺其殖民地，于是世界大战开始了。&nbsp;<br>一战以后，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联。俄国本来是欧洲的一个落后国家，人民生活很苦，可是俄国的沙皇却也为了殖民地的争夺参加&nbsp;了世界大战，结果老百姓开始革命，最后一来二去成了苏联。苏联时代，政府有强大的政治优势，列宁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去抢什么殖民地，俺们要建设自己的新国家。于是，一种更彻底的“高积累”&nbsp;型的工业化模式开始了。具体是如何执行的，不是俺要说的重点，俺就不说了。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了，苏联用了仅仅十五年的时间，通过社会化的大生产，完成了基本的工业化。而后一跃成为了欧洲最强的工业国家。这个现实，震惊了当时全世界。“社会主义”一下子就成了当时最流行的词语，世界各国纷纷出现了学习共产&nbsp;苏联的热潮。中国也是在这时候，看到了一种强国的希望，很多有志之士纷纷信仰起了马列。当然，由于俄国革命以前虽然是落后，但本身也是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所以用了十五年。呵呵，中国就惨绿，一张白纸。所以中国只用三十年就基本完成工业化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也是我们中国人应该骄傲的地方。&nbsp;<br>一战没有解决殖民地问题。战败后的德国出了个希特勒，其实历史课本上的希特勒是个大坏蛋，杀人如麻。的确，他是个大魔头。但这个人&nbsp;也是有一定本事的，否则聪明的德国人怎么会那么如痴如狂地崇拜他？他一上台就开始进行工业的整合，施行彻底的“独裁”&nbsp;统治，以便为顺利完成“高积累”&nbsp;打下政治基础。然后就开始“打造”&nbsp;德国的“骨头”&nbsp;－－基干产业。德国本来就有工业基础，再加上希特勒“要大炮不要黄油”&nbsp;的高积累政策，很快就成了仅次于苏联的欧洲第二大工业国。&nbsp;<br><br>当时的中国也在为究竟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而争论，这里，俺引用小猪的一段话。“1928年，北京政府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28-1931年间的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了以重化学工业为主导的国营企业发展计划，以国家的国防为目标。但孔祥熙的计划没有资金支持，没有进展就结束了。1931年末，孔祥熙的后任陈公博提出了以民间轻工业为主体，“输出志向工业化”的战略，&nbsp;提出了“保税工厂”等措施，陈公博的经济政策是战后一些国家共通的策略。(FORU.&nbsp;注：呵呵，就是类似今天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和保税区。历史是多么相似呀？）1928-1933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也积极推进民间轻工业的发展，反对发展国&nbsp;营企业，反对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反对建立重化学工业。宋子文的主导思想是：1活用民间资本；2抑制政府财政支出；3国际分工协力。&nbsp;<br><br>为&nbsp;什么重视轻工业发展，陈公博如此解释：作为国家的根本大计来说，毫无疑问应该发展重工业。但为什么着重发展轻工业呢？首先中国缺乏重工业的熟练劳动力；其次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和相关产业配合，民间资本很难投资；第三外国政府对本国的重工业有大量的援助金，中国政府没有这个财力。&nbsp;<br><br>中国需要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有如下论述：现在各国的经济体制，概括的说有三种类型。&nbsp;<br><br>[甲]完全国营和计划经济，苏联为代表。短时间重整了军备，成为强国，但民众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可以参考其计划经济的方法和勇敢前进的精神。&nbsp;<br><br>[乙]政府完全统治下的全体主义经济，以德意日为代表，同时容忍私人企业。增强国家全体的力量和军备，侵犯其它国家利益。这种体制能够克服自由散漫，在短时间取得成果。但是，中国爱好和平，要为国际和平做贡献。（foru.&nbsp;注：呵呵呵，哈哈哈。。。）&nbsp;<br><br>[丙]以自由竞争为主，部分政府控制，以英美为代表。部分政府控制与上述的两类体制不同，是守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自由，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nbsp;<br><br>民国期间以民间轻工业为主，采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抗战时则向计划统治经济倾斜。有意思的是，积极推进民间企业的张謇、宋子文、陈公博等都拥有自己经营的民营企业。（foru.&nbsp;注：呵呵。。。）&nbsp;<br><br>由&nbsp;于采用民营资本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按Chang　(1969)的记载，工业增长率在1912-20年间高达13.4%,&nbsp;1921-22年有一短暂萧条，1923-36，为8.7%，1912-42，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平均增长率为5.6%。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　(Chang&nbsp;1969,&nbsp;pp20-74)。&nbsp;<br><br>而在同一时期，日&nbsp;本采用重工业优先的统制经济模式，效益低，增长率低下。战前工业增长率仅3.8%，20年代的增长率又退回到3.8%。1932-1936由于向战争突&nbsp;入，工业生产又加速，工业增长率才达到11.1%。《工业化的轨迹》P109-110　(foru.&nbsp;注：像不像今天中国和日本的样子？呵呵。。。）&nbsp;<br><br>中国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才拉开差距，但中国锐意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民国期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增长率远远高于日本。2、30年代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nbsp;<br><br>“值&nbsp;得一提的是由于一战爆发，江南造船厂1919年承建美国“官府”级万吨运输船。但是建造所需的材料，关键部件及设计图纸都由美国提供。自己没有任何技术，只是组装，没有对基干产业产生推动作用。以至于“官府”级建造完成后，再也没有建造类似的船只。”&nbsp;　&nbsp;－－愚蠢小猪《刷盘子》&nbsp;<br><br>中&nbsp;国在干什么呢？原来中国也没闲着，在为人家打工，进行装配。３０年代，大量的劳动力涌向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工业列强的基本零件到了，中国就把它们组装一下，然后交给强国，赚个打工费。（呵呵，多像今天的中国呀。）上海一夜之间成为了东方的巴黎，灯红酒绿，莺歌燕舞。好像眨眼间中国成了发达国家。这就是有&nbsp;名的黄金十年。&nbsp;<br><br>随着日本大炮的巨响，这个梦终于被震醒了。&nbsp;<br><br>中国才发现，上海的繁荣原来抵挡不住海上的军舰，装配工业的泡沫也不堪日本刺刀的一击。中国一溃千里，险些亡国。抗战期间中国工业不能为前线提供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重炮。而日本却可以建造&nbsp;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零”&nbsp;式。中国经过了十年“黄金时期”高速经济增长后，竟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缓慢的日本。中国所谓的工业增长实质上是把自己的资源加工好后送到国外，人民生活迅速降低，挣来的钱用于富人们奢侈消费，而没有用来提高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水准。（呵呵，可见，ＧＤＰ根本是个屁）而太平洋对面的美国，则开动了那无以仑比的&nbsp;重工业机器，依靠其强大的基干产业，与日本和德国两头作战。二战中，美国发明的成千上万轰炸机一拥而上的地毯式轰炸，把老牌儿帝国主义的英国大兵都吓呆了：这哪儿是打仗啊，整个是毁灭！德日军队首先面对的不是英勇的士兵，而是弹雨！美国的战法依靠的就是那源源不断的物资！那源源不断的物资，依靠的就是完&nbsp;整的基干产业，和重化工业。&nbsp;<br><br>为什么中国当时工业发展迅速，却没有“工业化”&nbsp;了呢？原来，当德国日本发展他们的“骨头”&nbsp;的时候，中国却只发展了“肥肉”&nbsp;。&nbsp;<br><br>什&nbsp;么是“骨头”&nbsp;呢？骨头，就是基干产业，如精密机床制造，钢铁深加工，半导体制造，发动机及材料制造，石油化工原料及化工深加工等。其特点是投资大，效益慢，但一定要有。它是为从矿产开发到机械制造，再到大型机车，军工，舰船，再到轻工业，装配工业，纺织工业等等几乎一切产业提供制造机械，和基本零件的产业。简单的&nbsp;说，就是它为所有的产业提供生产的工具，和组装用的基本零件。或者说，他是工业的核心产业。&nbsp;<br><br>一个国家要成霸权，最好的办法还是先发展自己的基干产业。比如，把精密机床业搞好了，精密核心零件自然就好造了。发动机搞好了，飞机性能自然就提高了。有了基干产业这根骨头，自然就不用依&nbsp;附于美国日本了。否则没骨头，就成了南美。只能依附于有“骨头”&nbsp;支撑着的发达国家。巴西也会造飞机，可是还要进口发动机。巴西还会造ＢＭＷ的汽车发动机，可是从技术，到机床都必须进口德国的产品，自己造不了。&nbsp;<br><br>所&nbsp;以说，基干产业是重工业中的核心产业。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德国和日本先提出了的，苏联也采用了。希特勒也曾经运用过，创造了强大的战争机器。可是后来德国战败，理论就进了冷宫。但德国人心里都明白，只干不说。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的机械机床和机械设备，如汽车等至今是第一棒的。苏联呢，利用这个理论在二十年间就&nbsp;发展成了欧洲第一强。可是后来他看到这个理论的第一阶段太好了，就死抱着不放。结果就没有再发展肉（轻工业）。后来的事儿你都知道了。&nbsp;<br><br>骨头的成长需要大量的营养，可是增长得不快，当德国日本把大量资源用于生产机床，石化，钢铁加工的时候，ＧＤＰ，或是工业数据上，增长的很慢，或是根本就显示不出来，所以感觉他们的经济没有发展。为什么呢？&nbsp;<br><br>重&nbsp;化工业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你初期投资时，需要大量的资金资源，提前生产或购买各种机械，技术工人，管理程序还都没有磨合，各种技术工艺需要大量时间研制开发，操作技术还不成熟，产品质低而价高。所以表现在ＧＤＰ上，显示的贡献不多，甚至是负值，就必须靠从海外殖民地掠夺来弥补，但如果没有殖民地，那就只能&nbsp;牺牲国内其他方面（如农民，轻工业的牺牲）。等待化蛹成蝶。一旦突破了临界点，重化工业的强大威力显现了出来，产品数量就会以几何速度增长，质量成倍提高，而价格则以几何的速度降低。尤其是基干产业，他的发展可以带动几乎所有工业行业的发展。精密机床发展了，国家的工业品制造就发展了。半导体技术发展&nbsp;了，国家的芯片生产，各种电子元件的生产就发展了。钢铁加工发展了，国家的船舶，建筑，国防，汽车，航空等等都会有长足的发展。化工发展了，各种纤维，药品，塑料，家居品就发展了。国家工业化水平就会飞快跃升至发达水平。&nbsp;<br><br>而肥肉，则是容易增长的。装配工业，不需要大量的资金资源，也不需要各种技术工艺的支持，只要有肯吃苦的劳力，和减税免税的政策就够了。什么是装配呢？简单的说，就是把各种已经被基干产业生产出来的各种各样的&nbsp;零件组装起来。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自己都认识几个“电脑天才”&nbsp;，电脑的事儿知道的很多。俺高中时就认识一位，他还是俺好朋友。当时电脑还不像现在这样普及，所以俺还是很敬佩他的。有一天，他用了几个小时，就自己&nbsp;“篡”了一台电脑。无非是买来ＣＰＵ，硬盘，内存等零件，按照说明书上的方法，一件件安上罢了。当时俺很敬佩。现在，俺也会自己装台电脑，恐怕大多数人都&nbsp;会了。装配一台电脑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可是如果你给这个高中生几个小时，让他去做一个ＣＰＵ，他就不行了。恐怕几年也未必行。这就是基干产业和装配产业的不同之处。一个是把自然界的原料变换为有用物品，另一个是简单的把各种零件组合。但这种组合，是必须要基干产业提供零件的。&nbsp;<br><br>国民时期的黄金十年，工业的发展实际就是这种肥胖，给人家打工。到头来，别国的机器呼隆隆起动，坦克大炮从生产线下来，中国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繁华的上海沦入敌手。自己却手无孚鸡之力。&nbsp;<br><br>呵呵，你是不是认为俺写得太长，好像都走题了？其实俺没有。之所以俺要在上面介绍了世界上几个重要发达国家的发家史，又引入了基干产业的概念，就是要讲一讲你所认为的开放以来的“贡献”&nbsp;。&nbsp;<br><br>中&nbsp;国近百年的血泪史终于在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nbsp;的壮语下闭上了帷幕。中国开始激怀壮烈的建设时代。这一点俺与你看法相同。正像你说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由于缺乏工业基础，一开始只能通过高积累来扩大工业规模，单纯的依靠工业来推动工业，作者也认为当时的积累率了比日本还高，这样做取得了极高的工业发展速度，对处于儿童期的中国工业发展是必要的，应&nbsp;该完全加以肯定。”&nbsp;<br><br>但是接着，你就认为中国是时候转向了。和你一样，俺也认为中国完成工业化的重工业阶段后，进行转向低积累是必要的。就拿苏联来说吧。&nbsp;<br><br>本来苏联做得不错，长了骨头。这也是为什么他曾经是世界超强呀。可有一点苏联错了，连毛主席也曾批评过其错误，就是，一旦骨头长成了，就要长肉了。光有骨头是不行的。什么是肉呢，就是下游装配工业，轻工业。苏联只注重了上游重工，可完成了重工建设后，没有把下游发展起来。&nbsp;<br><br>没&nbsp;有肉，庞大完整的骨架就难以有足够的营养补充，缺丐而垮。苏联在六十年代末骨头就已经长成了，可是在以后的二十年里没有发展肉，就是轻工和装配工业。导致重工业营养不良，技术发展缓慢。同时因为长期的没有丰富的轻工产品供应市场，使苏联人民开始怀疑其政策（呵呵，６０年代毛就特地好心地警告过其领导&nbsp;人。。），结果大厦一夜垮台.&nbsp;<br><br>所以你至少说对了一半儿。为什么是一半儿呢？&nbsp;<br><br>俺同意一旦中国完成了工业化的“骨头”&nbsp;的建设，就应该转向发展消费。毛泽东也说过，一旦重工业长成了，就会改善人民生活，发展装配业和轻工业的。但是必须在８０年代吗？那时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吗？&nbsp;<br><br>什&nbsp;么时候是最何适从高积累转到低积累的呢？我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基干产业突破了临界点，重化工业的强大威力显现了出来，就是转向的时候了。1956年中共八&nbsp;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nbsp;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nbsp;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nbsp;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是中国工业落&nbsp;后的国情所决定的.&nbsp;<br><br>毛主席当时没有发展下游和轻工，是因为中国的骨头还没有长成，还需要大量营养和能量，不能分散注意力。一旦骨头长成了，到时上游的产品数量就会以几何速度增长，质量成倍提高，而价格则以&nbsp;几何的速度降低。尤其是基干产业，突破临界点之后。到时候大量的基本零件生产出来，再由下游的中小装配企业装配。其实，基本零件的通用性是很高的。如一件芯片，可以装在电脑里，可以放在飞机里，也可以用在汽车上。到时候，像小猪说的，大家开动脑筋，把各种各样的零件搭积木似的排列组合，生产出各种千奇百怪&nbsp;的新鲜商品，中国可以有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搞这种装配业，打到国际市场，或者在国内销售。中国人的创造力是无穷的，还愁没有市场？&nbsp;<br><br>这&nbsp;是个什么概念呢，这说明当时中国重工业正在艰苦的成长阶段，正是等待化蛹成蝶的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资源，提前生产或购买研制各种机械，技术工人，管理&nbsp;程序还都要磨合，各种技术工艺需要大量时间研制开发，操作技术还不成熟，产品质低而价高。所以表现在ＧＤＰ上，显示的贡献不多，甚至是负值，就必须靠从海外殖民地掠夺来弥补，但如果没有殖民地，那就只能牺牲国内其他方面（如农民，轻工业的牺牲）。”&nbsp;这时候，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大撒把政策，更不是釜底抽薪。1975年,&nbsp;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上提出了到二十世纪末,&nbsp;实现工业,&nbsp;农业,&nbsp;国防,&nbsp;科技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nbsp;就是说，只要再按原计划进行１５年的基干产业成长，到２０００年，中国的骨头就长硬了，基本上重化工业可以与世界强国相媲美了，而后，开始降低积累率，增加消费。&nbsp;<br><br>本来还有第二和第三点，可是俺今天的时间不多了，还有别的事儿，就改天再谈。上面的东西，也够你看一看了，呵呵。<br>]]> 星期三, 13 十二月 2006 15:48:58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612/95724.html 2006-12-13T15:48:58Z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612/94054.html <![CDATA[ 标题：“大韩民国，四大文明的起源。”&nbsp;<br><br><br>韩国人的图片上面所写的是这样的：<br><br>　　1。&nbsp;韩国人是起源于中国的新疆或者是巴基斯坦/（大部分在中国境内）<br><br>　　2。&nbsp;后来一支搬到了现在的两伊地区。&nbsp;<br><br>　　3。&nbsp;再后来，两伊地区的一部分又经过红海，到了埃及地区（非洲）<br><br>　　4。&nbsp;像现在的沙特与伊拉克与伊朗都是韩国人的后裔。<br><br>　　5。&nbsp;在搬向两伊地区的时候,有一支小分区到了印度地区！印度也是他们的人。<br><br>　　6。&nbsp;韩国在新疆的祖先后来搬了一部分到了古代的中国地区。甲骨头也是他们发明的。<br><br>　　7。&nbsp;新疆的韩国祖先有一部分直接搬到了沈阳及长白山。<br><br>　　8。&nbsp;还有一部门则搬到了远东俄罗斯。。<br><br>　　9。&nbsp;最后居然是说：&nbsp;韩国的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br><br /><img src=http://military.club.china.com/jsp/pub/staticFile/images/1011/2006/12/12/456.jpg />]]> 星期二, 12 十二月 2006 08:41:02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612/94054.html 2006-12-12T08:41:02Z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612/91197.html <![CDATA[ <br><br>亚洲的中国，作为整个亚洲目前最具实力与魅力的国家，不断的在吸引着世界的眼光。中国武装力量发展进程的快慢，其实际的利害关系，国际社会关注度远远超过美国的发展。原因很简单，中国作为目前除美国之外仅存的一个潜在超级大国，是世界公认的，是不可回避的。&nbsp;<br><br>20年的经济建设，在中国展现出非凡的动力。中国军事武装力量，自然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虽然中国政府在军备发展上为了避免重复前苏联的军备竞赛恶梦，极度压缩国内军事进程现代化速度。中国的战略指导思路几经变化，才形成目前比较良性的循环模式。&nbsp;<br><br>在20&nbsp;年前，中国为了他的经济改革快速发展，在所谓的“5计划内”曾经大幅度削减军事力量。当时被迫下马的项目包括目前在小批量生产的FJ10，以及目前已经进入北京南苑机场开始地面试车的FJ14。另外，1983年中国停止了设计已5年的中国航母计划，停止了DF5A的研制。这些举动无疑是向当时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表示中国十分愿意和平发展甚至可以完全的放弃武力争斗。&nbsp;<br><br>“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可以说是上帝恩赐的机会，此时作为西方社会的首要－美国，如果拿出30％的诚意来真实对待中国这种策略，紧紧的把中国拉入北约之内，不但可以完全摆脱在亚洲军事部署基地过于复杂、兵力分散、树敌过多的被迫局面，而且可以在亚洲大陆永远的站住脚跟，逼迫俄国进一步退缩。”&nbsp;<br><br>“而美国人的做法则是恰恰相反，他们一面以军事合作为目的，企图首先完全垄断掉当时欧洲仅存的德国、法国与中国保持的很少的军事贸易关系，完全切断中国对欧关系，这样中国外部武器来源只能依靠美国的恩赐。”&nbsp;<br><br>“但是美国人在得到当时中国最新的3种军事装备以后，认为就已经得到了中国当时全部的军事科技。在FJ8B战机现代化计划的“和平典范”工程、M1985装甲车“美洲之虎”计划和DD21护卫舰计划刚刚开始之出，美国便迫不及待开始准备对中国进行完全的“美国意识形态”的附加，即所谓：北*京*之*春*运动。这几乎与美国在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行动处于同步。”&nbsp;<br><br>“但是，美国人就是忘记了‘中国人＝智慧’的永远的概念。他们可以预先判断以及猜测出我们西方所要作出的远期决定。但是，他们一贯是含蓄的表面加以凶猛的内在，这是他们的特性。随即8*9*事*件爆*发。美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军事制裁。但是，这些所谓的制裁，能够抵抗中国人的智慧吗？我从来就没有这样认为过。随即中国在西部开始3年的连续性的进行核试验，其中最大当量为150万吨级。”&nbsp;<br><br>“此时，作为德国的时政府，迫于美国的压力，将原来的用于军事装备的柴油发动机MTB系列改由民用设备，进行合作。整个欧洲大陆，只有法国依旧在坚持与中国的半公开合作。”&nbsp;<br><br>“随即1994年俄罗斯开始对华进行大批武器出口和技术转让。包括SU27S、M、SM三种成型机型，一举把法国国营宇航以及汤姆讯在中国苦心经营的幻影－&nbsp;2000－5计划毁灭。”104架SU27、18架MIG31悄然进入中国。自此，中国有了与美国F－15相抗衡的主力制空战斗机，1995年中国自行改进了SU27生产线启动，FJ11开始量产。”&nbsp;<br><br>“而作为同是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利用它与中国较密切的关系，再一次在FJ10的计划上，把欧洲联合航空赶出了舞台。中国的这种完全自行设计的FJ10战斗机，总计有3个设计版本，1是完全本土化自行设计产物，原定初期试飞型号：&nbsp;FJ0001。它采用部分法国幻影－4000计划中的设计，附加以吸收消化的SU27的“局部点面协调技术”等，设计，当时可以很公平的说，就算是美国的最新的F18EM也不是它的机动对手。”&nbsp;<br><br>“&nbsp;第2个方案就是欧洲联合秘密参与的设计思路，产品仅仅停留在设计蓝图阶段，外形特征酷似EF2000的第2阶段方案。但是主要因为当时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实力远远不及现在，仅仅相当于目前的1/5，所以面对先进而又价格极其昂贵的欧洲设计，中国人只能就此作罢。&nbsp;<br><br>第3&nbsp;个方案就是以色列将自己由于自身实力无法独立完成的十分狂妄的设计“狮”计划拿出来，以所谓的‘慷慨’与中国进行合作，当时正值95年“台湾风*暴”期间，再加之南海海域东南亚国家步步进逼的局势，中国为了能够实现香港－澳门－台湾－世界的所谓‘袋鼠跳跃’计划，选择了以色列计划，就是现在的FJ10。&nbsp;<br><br>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军事装备不是不能设计出先进的武器装备，而是由于他们长期的极其严格的“设计等级模式”规定的。中国军方在当时军费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在设计上不能准许任何人进行所谓“概念化设计”的创新思路，因为一旦失误，大批的经费损耗责任是没人能够承担的责任。”&nbsp;<br><br>在火箭以及导弹设计方面，由于中国拥有独特的自身能力，因此在1991－1995年期间，3次研制了几乎在美国要10年的3个射程级别。即：泛洲际，洲际，全球核打击。目前中国已经猎装的一小批DF5B，射程可以覆盖整个美国，其在太空气候运用，空间－地面合成定位，GPS，智能自动杀伤性引爆，以及2次大气层进入技术，空间2次变轨技术，都是当时除美俄之外任何人不敢想象的技术。”&nbsp;<br><br>这些也并非是“中国威胁”的产物，而是来自美国《亚洲军事装备分析1997－中国部分》的五角大楼内部专用文件。在这次中国宇航“神－6型”飞船的运载过程中，中国人就展现了2次空间动力变轨技术。目前这种技术只有美国NASA才能使用，一般用于太空站对接，其实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实现弹道飞弹在外层空间2次进入之初进行变轨制导，以破坏对方预制拦截轨道，提高飞弹自身生存能力，这原先一直以来是美国最为核武器实力的体现。没有这个技术的国家，在与拥有北美联合防空网络，欧洲通向拦截网络以及TMD的全球防御网络辟护下的美国进行真实的核对射，就等于自杀。但是，中国人1998年在第2次洲际导弹试验上就打破了这种局面。而当时美国并不认为，中国可以实现这种技术。因为在他们看来，俄国没有，中国绝对不可能有，但是结果是中国有了，而且还实现在从DF4A到DF5B上面。&nbsp;<br><br>在海军建设上，中国人1994年与越南在南海发生第二次海战时，就清楚的认识到自身落后的现状。但是他们当时几乎全部经费都用在了部队的空军建设上，再加之全面防御的策略没有改变，200海里经济区自己还没有完全认清，因此海军作为当时中共政府看来是带有所谓侵略与霸权的，格调依旧十分低。难怪当时几个东南亚国家就可以直接用自己的欧洲舰队面对中国南海舰队。&nbsp;<br><br>在美国看来，中国至少30年内是走不出南海的。再者东海有日本进行胁迫，而台湾海峡又是亚洲的海洋咽喉，因此美国自然放心的将菲律宾旅宋基地关闭。然后，为了对付波斯湾以及俄罗斯舰队，大批抽调了原隶属于第7舰队很多实力，导致亚洲海洋出现真空，当时日本被中国战略思路所蒙蔽，作出了错误判断。&nbsp;<br><br>随即，中国人调整了自己的海军发展思路，即：南海以远程地海打击＋空海打击。在附加不太先进的舰队，进行小规模扩张。并且针对当时日本弱点，制定了先潜后舰的策略。美国的曲棍球4号卫星并没看到除了DD21型即114、167、541舰以外其他更新的战舰出现，而等来的却是多达24艘的ES7D型潜艇、3艘更新的ES9D和从俄国采购的基洛级、636级，093、094作为中国海军战略部队的支柱，也在此期间进行了极其秘密的研制与试验。&nbsp;<br><br>截至1998年中国在当时南海部署了12艘ES7型潜艇，2艘驱逐舰114、&nbsp;167，1艘092C级改进型，1艘091E改进型，14架TU16即H6轰炸机（当时挂载C601射程140公里，供10架、4架各挂载1枚HY－1核巡航导弹射程1100公里），再加之广西境内的第2炮兵第119旅机动导弹旅配属当时最先进的DF21B（现在已经淘汰换装DF21M），在这种布局下可以看出，即便当时中国南海舰队的水面舰艇十分落伍，但在这个海域，哪一个国家当时能够承受如此空－地－海三维打击？&nbsp;<br><br>在东海，中国人首先在战略上摆脱了日本的进逼，随即，由于钓鱼岛问题的出现，在该地区部署了6艘ES7、1艘ES9（实验型）、2艘092、1艘094、1艘093、2艘&nbsp;091、1艘驱逐舰112、5艘DD21型护卫舰、最新的FJ11战斗机60架、SU27SM20架和FJ8D远程型140架。另外，由于解决了中国与俄国边境问题，致使原先部署在东北黑龙江地区的远程导弹部队DF30B全部南下进入辽宁等地，另在山东半岛等地部署了3个DF21旅。&nbsp;<br><br>此时台湾看到中共如此的布局，认为局面对他的所谓“建国”时分有利，因此突然对中共发难，这其实很大的原因是美国在台北背后直接或者间接唆使。但是，他们盼到的结果是45万整装待命的中共一线王牌集团军。据悉，目前中国国内除了21集团军扼守在西藏新疆地区，38集团军盘踞北京以外，其他10个主力一线集团军全部兵力的80％部署在珠江三角。&nbsp;<br><br>美国感觉事态出现的恶化程度已经超出了自身控制能力，05年华府宣布排航母兵临台北。在美国看来，经过95年“北*京*使*馆”事件以后，中共应该学会什么叫回避美国。??的航母威慑，相反直接派遣最新的093、094M型各1艘，在台北与关岛间隔海域“迎接”了美国亚洲第7舰队旗舰。情报部分析，一旦小鹰群攻击了这两艘潜艇，那么目前位于东击整个航母编队，即前苏联的导弹面杀伤理论。&nbsp;<br><br>因此，美海军新闻部在次日发布消息称：技术故障。这是表面看来最合理、最时效的解释。&nbsp;<br><br>如今的亚洲从南中国海到东部中国海域，可以说遍布中国海军全新设计?经猎装下水，新设计的ES11正在进入实体设计建造阶段。&nbsp;<br><br>中国海军21世纪最大的突破可以说并非在实际舰艇上，而在往往被多数人忽视的“鱼雷武器”。中国自1999年自行研制成功了声波＋尾流制导的B型鱼雷后，对于美国舰队来说，实际就等于淘汰了第7舰队4个级别多达21艘战舰的意义，其中包括本来打算继续延长寿命的??国尾流制导鱼雷以前，当时中国并没有这项技术，因此对于美海军来说并没有多大危害。但是，现在即便中国最普通的“黄蜂级”鱼雷型远洋快艇都可以轻而易举重创“斯普鲁恩斯”。&nbsp;因此美国海军决定在未来的4－10年计划内，以潜艇对抗潜艇，以SC21远程打击综合舰替换目前的水面战舰。&nbsp;<br><br>所有这些，太多太多。美国作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在我看来，他必须认清中国在时下国际社会的举足轻重。必须将坚决的对抗对立转变为真实的友好的合作。但是，对美国人来说他们的极端利己主义很难再得到中国人真实的信任，在这一点他必须学习效仿欧洲，必须给予中国一定的自身修改确认的问题空间，中国不是欧洲，中国人一贯有着自我思维的观点。&nbsp;<br><br>另外，作为一个曾经遭受100年左右侵略与打击的国家以及民族，对外界信任程度可以说相当的低，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此，此届德国政府更加申明与中国合作政策与精神永远不变，这才是美国应该来遵循的对华合作的准则。&nbsp;<br /><img src=http://military.club.china.com/jsp/pub/staticFile/images/1011/2006/12/9/735.jpg />]]> 星期六, 09 十二月 2006 15:03:01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612/91197.html 2006-12-09T15:03:01Z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612/90288.html <![CDATA[ <br><br>&nbsp;<br>华盛顿时报声称，中国“间谍”窃取了有关美国新型“弗吉尼亚”级核攻击潜艇的材料，也可以方便中国发现并跟踪该型潜艇。&nbsp;<br><br><br>世界新闻报报道，实际上，《华盛顿时报》所指的就是加利福尼亚州的麦氏兄弟“间谍”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去年10月28日，家住加州阿罕布拉市的麦大泓和妻子李福香在洛杉矶机场准备登机经过香港到广州时，行李中搜出含有敏感军舰技术的加密光盘，两人当场被捕。&nbsp;<br><br>根据美政府的指控，就职于美国防务承包商Power&nbsp;Paragon公司的麦大智涉嫌从公司拷贝敏感军舰技术到光盘上，然后交给他任职于凤凰卫视技术工程师的弟弟麦大泓，由麦大泓儿子麦悦制成加密光盘后准备带入中国。另外，指控文件还声称麦大智拥有两份中国情报人员发给的“任务清单”，不但列出需要的武器和防卫技术，还详细指示如何获得这些信息，包括参加研讨会时作记录并制成光盘。&nbsp;<br><br>麦大智的律师罗纳德凯表示，麦大智所接触的文件都是他工作的一部分，麦大智并未滥用和盗取情报。他还表示，麦大智所拷贝的文件并不属于机密文件。而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联邦检察官也承认这些文件并非机密，很多在网站上都可找到。&nbsp;<br><br>目前麦大智、麦大泓兄弟和麦悦三人正在拘押中。麦家兄弟对于所有指控均予以否认。&nbsp;<br><br><br>近年来，涉及中俄的间谍案还不止这两起。单单今年6月，就有数起有关中国的“间谍案”被炒作，诸如美司法部指控一家“中国政府占有部分股份的中国公司”企图从美国新泽西州一家废金属公司获取“麻雀”导弹的零部件；西部硅谷两名“中国间谍窃取”美国高科技公司的芯片技术等。&nbsp;<br><br>美国的某些智囊机构也在卖力地炮制“中国间谍威胁论”。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成员彼得·布鲁克斯最近在题为“我们中的间谍”的报告中披露，当前全球140个国家正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刺探美国防和商业机密。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间谍活动方式，而是以大使馆官员、顾问或贸易代表的身份开展活动。&nbsp;<br><br><br>在这140个国家中，布鲁克斯列出了十大窥视美国情报的“间谍国”，而中国、俄罗斯“名列”前茅。&nbsp;<br><br>美联邦调查局认为，美国应尤其重视中国，因为中国间谍已成为美反间谍行动的最大威胁。“至少有3000家中国‘前沿公司’在美从事情报搜集，特别是搜集高回报的信息技术。FBI还声称，仅在美国硅谷，中国间谍的人数每年就以20%到30%的速度急速增长；与此同时，中方还利用间谍窃取的情报建立起“空前强大的军力”。&nbsp;<br><br><br>纵观美国媒体报道，所谓的“间谍”案，往往是“虎头蛇尾”。在案件初期，媒体总是铺天盖地地报道，抓住每个细节进行炒作，堪称是“弄假成真”的&nbsp;“杰作”。但到最后，这些案件中的嫌疑人后来无罪释放的时候，很多报纸媒体只是稍微报道一下。美媒体的这种运作方式，恰恰反映了美国媒体界和政界依然没有摆脱传统冷战思维。<br>&nbsp;<br>&nbsp;&nbsp;<br><br /><img src=http://military.club.china.com/jsp/pub/staticFile/images/1011/2006/12/9/46.jpg /><br /><img src=http://military.club.china.com/jsp/pub/staticFile/images/1011/2006/12/9/47.jpg /><br /><img src=http://military.club.china.com/jsp/pub/staticFile/images/1011/2006/12/9/48.jpg /><br /><img src=http://military.club.china.com/jsp/pub/staticFile/images/1011/2006/12/9/49.jpg />]]> 星期六, 09 十二月 2006 01:03:34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612/90288.html 2006-12-09T01:03:34Z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612/87149.html <![CDATA[ &nbsp;<br><br>&nbsp;<br>凤凰卫视评论&nbsp;郑浩：永远是龙的传人&nbsp;<br><br><br>据内地媒体5日报导，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公共关系学会副会长吴友富教授领衔的“重新建构和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重要研究项目，已正式被列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所谓“重新建构和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要研究什么呢？报导续说，就是研究未来代表中国形象标志的可能不再是“龙”。或者，说的简单些严重些，就是要将中国的龙文化“去龙化＂。<br><br>为何有人试图将从古到今一直作为中国形象的最具代表性的“龙”标志拿掉呢？据说是因为“龙”的英文“Dragon”，在西方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龙”的形象往往让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产生误解，招致别有用心的歪曲。仅因为此，吴友富于是建议，“中国国家形象品牌可以在空间上分块、在时间上分段。在顾及历史因素的同时，考虑时代特色，考虑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不同文化特征＂。“龙”当然不符合这些条件，因此要把它赶走。<br><br>无论吴教授出于何种思考，显然是他把英文“Dragon”所代表描绘的那个巨大的、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能够从嘴中喷火黑色怪兽，与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说中的“龙＂，相互混淆了，犯了基本常识性的错误。没错，在西方人眼中，“Dragon”这种怪兽的确是邪恶的，凶残的，是象征恶势力的符号。但必须指出，西方人将“Dragon”硬套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龙”身上，这是他们自己的愚昧无知，是他们想当然的生搬硬套，这不仅与我们华夏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文明毫无关联，而且还大可认为是对我们的一种藐视和侮辱。对此，作为龙的传人，我们又怎能为迎合西方的所谓“文明＂，而轻率地、毫不负责任地改变、丢弃我们自己的文明呢？<br><br>记得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如果今天我们随便问问身边的每位中国人（除了台湾少数极端台独份子和甘当鹰犬的媚外分子外），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寓意象征符号是甚么，恐怕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是龙。在中国，在这个地球上，凡是有华人居住生存的任何角落，数量最多也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br><br>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高昂起头，放开双眼，几乎都能见到龙的身影，感受到龙的存在。而“龙的传人”、“龙的国度”&nbsp;、“故乡的龙”，也早已获得了世界广泛和善意的认同。<br><br>有人说，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形象早已渗透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对于每一位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不仅仅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更是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在我们中文词汇里，带“龙＂字的，如“龙马精神＂、“龙凤呈祥＂、“龙吟虎啸＂、“龙章凤姿＂等等，又是何其之多。十二生肖属“龙＂的人，大多都无比自豪。每每“龙年＂到来，与“龙＂相属的朋友们，不都热烈期盼着在“龙年＂“龙腾虎跃＂地大干一番吗！<br><br>“龙＂，中国的“龙＂，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更是我们中华民族气质和气魄的形象再现。世界上，用“龙＂这种臆想图案作为民族象征符号的，只有我们中华民族。为甚么？因为“龙＂能上天，“天龙＂飞舞，可呼风唤雨；“龙＂又能入海，“蛟龙＂翻滚，还可大浪淘沙。“龙＂的能量，绝非天下凡人能比。因此，也只有自称“天子＂的皇上，才敢以“龙＂者自居。于是，皇上的肉身又叫“龙体＂，皇上的衣服又叫“龙袍＂，而“皇宫＂唤做“龙宫＂，也并不为之过。此时的“龙＂，又进而演变成“权力和尊严＂，它即代表皇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尊严，同时，普通百姓为之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外国人求见也要下跪叩拜，未喊“平身＂而不敢冒然直立，又岂不是代表着我中华民族的权力和尊严？<br><br>“龙＂还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作为图腾，它含神秘、意欲、哲学、思想、理念和期盼于一体，是最崇高神圣的象征。我们崇拜“龙＂，因为它可赐给我们力量；我们敬畏“龙＂，因为它能展示非凡的智慧；我们呵护“龙＂，因为只有它能让我们见到自我振兴的希望。我们常说：“我们中华民族正像是一条巨龙，在崛起，在腾飞……＂，这不就是“龙＂图腾虚拟幻象的真实再现吗？<br><br>我们的建筑上有浮雕“龙＂，我们的衣着上有图案“龙＂，甚至，我们居住的城市也有“龙脉＂。老北京人都知道，横穿古都正南正北的中轴线，就是一条“龙脉＂。建在这条“<br><br>龙脉＂上的建筑，所到之处不是皇家宫廷大院，就是皇家山水庭阁，其建筑雄伟壮观，气派非凡，浑然一体，且尽显我大国浑沉威严本色。<br><br>“龙脉＂也是“龙脊＂。能扛起我中华江山的，唯我龙种龙人。不是吗？今天，当我们看到一望无际的金黄色麦浪在广堥的田野里翻腾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是“龙＂在人间玩耍嬉戏；当我们看到耀眼的钢水伴着飞溅四溢的钢花，从镕炉里滚滚奔流而出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是“龙＂正在尽情的装扮梳理；当我们看到一排排气势轩昂的军人，迈着整齐的正步步伐走过十里长安街的时候，我们也还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是“龙＂在展现它那坚不可摧的身躯。我们的“龙＂，中华的“龙＂，就是在中国这片富饶辽阔的土地之上，同所有的中国人一道，身心不离地同呼吸，共命运，知荣辱，齐奋进。与“龙＂同在，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呢？<br><br>请那些试图从我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去掉“龙＂的印迹的人再三思而行吧，无论结果怎样，我都会永远放声疾呼：在中国的天空下，我们永远是龙的传人！&nbsp;&nbsp;<br>]]> 星期三, 06 十二月 2006 14:20:05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612/87149.html 2006-12-06T14:20:05Z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612/82777.html <![CDATA[ <br>&nbsp;&nbsp;&nbsp;&nbsp;&nbsp;<br><br>&nbsp;&nbsp;&nbsp;&nbsp;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电脑网站遭骇客侵入，迫使网站不得不全面关闭。华盛顿时报今天报导，骇客来自中国大陆。美国调查局及海军犯罪侦防中心都已展开调查。<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华盛顿时报今天以横越全版的标题报导说，位在罗德岛州新港市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在十一月十五日发现遭到电脑骇客入侵，随即采取紧急措施，关闭网站的对外联系，并且移除受到侵害的系统两天后，美国战略司令部下令，把安全戒备提升一个等级，以确保美国军方的电脑系统安全无虞。因为美国国防单位的电脑网路一共有一万两千个，电脑数量更高达五百万部，不能掉以轻心。&nbsp;<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报导引述美国军方发言人的话说，遭到入侵的网路是由战院学员使用，并没有储藏机密资料，但是战院其他网站存有大量机密，一旦外泄，后果极其严重。&nbsp;<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美国军方的公开发言并没有说骇客来自何方，只说这是一起个别事件。不过华盛顿时报报导说，不具名的美国国防官员表示，骇客来自中国大陆。&nbsp;<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报导引述专家的话说，中共很重视网路战，设置了专责单位，这起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真实的威胁恐怕大得多。而且最近出版的国会报告也说，中共正对美国国防系统展开一系列网路攻击。<br /><img src=http://military.club.china.com/jsp/pub/staticFile/images/1011/2006/12/2/778.jpg />]]> 星期六, 02 十二月 2006 15:30:57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612/82777.html 2006-12-02T15:30:57Z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612/82775.html <![CDATA[ <br><br>&nbsp;&nbsp;&nbsp;&nbsp;本文编译自美国著名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最新一期的《中国问题简报》，原作者为伯纳德·D·科尔(Bernard&nbsp;D.&nbsp;Cole)。他是美国研究中国海军问题的著名学者，著有《海上长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海军》一书。编译者邢蓬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部硕士研究生。<br>&nbsp;&nbsp;&nbsp;&nbsp;本文介绍了近年来解放军海军的现代化发展。值得关注的是，文章中提出了“台湾问题解决后中国海军发展的战略问题”，这种提法在国际上研究中国海军发展的文章中尚属首次出现。一方面说明中国海军的发展已经充分引起了外国军事专家的关注，走向远洋的海上力量已初具雏形；另一方面也说明崛起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国际公认的事实。在部分外国学者看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战略困局的“台湾问题”已经无法阻挡中国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步伐，因此才会提出“台湾问题解决后中国海军发展的战略问题”这一前瞻性的命题。<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原作：(美)伯纳德·D·科尔&nbsp;编译：(中)邢蓬宇<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中国已经享受到长期以来为建立一支新式海军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的成果，它的海上力量足以使其对手感到头疼，尤其是台湾、日本和美国。<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尽管解放军海军的现代化计划是全方位的，但潜艇部队始终是发展的重点。如果解放军海军受命进行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无论是执行封锁任务还是海上隔离行动，潜艇都是最有战斗力的作战平台。此外，威慑以及在必要情况下阻滞甚至是击败可能干预台湾事务的美国海军，潜艇部队也是解放军最具战斗力的军事力量。上述提及的众多任务之重的“威慑”对于北京而言并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目标。因为美国行政当局，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都坚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尽管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没有正式承诺美国将使用军事手段干涉台湾事务，仅仅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为了应对北京挑衅式的导弹测试和军事演习，于1996年春派遣了两支航母战斗群到台湾地区，作为未来可能进行军事干预的信号。<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中国海军码头的俄制“基洛”级和国产“宋”级新型潜艇战斗群<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对于北京而言，阻滞对台海事务进行干涉的外国海军是一个可行性更高的目标，因为中国已经拥有了令人畏惧的潜艇部队，而且还不断地为其进行现代化升级。包括用较为先进的宋级和基洛级潜艇替换老式的罗米欧级(033型)和明级常规动力潜艇。其中宋级是中国自行生产，基洛级则是从俄罗斯采购。这一双重采购计划得益于中国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和科技实力大为改善的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现代化的中国海军<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解放军海军还对其规模相对较小的核潜艇部队进行升级，5艘老式的汉级核动力潜艇正在接受现代化改装，而且将来该级潜艇很可能被093型核动力潜艇取代。目前已有1艘093型核潜艇投入使用，此外至少还有1艘已经下水。中国过去在部署弹道导弹核潜艇方面所遭受的挫折将随着094型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目前正在建造中)的部署而彻底改变。目前至少已有1艘094型潜艇下水，该型潜艇最后的生产数量仍未可知，但至少在3艘以上。<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中国潜艇部队的另一个重要发展计划就是为常规动力潜艇配备先进的“不依赖空气的潜艇推动系统”(AIP)。一套AIP系统能使常规动力潜艇在水下潜航时间长达40天(低速状态)，而不用像以往那样每四天左右就必须上浮充电。该技术对于增强常规动力潜艇部队的威慑能力十分重要，同时还能避免发展核动力潜艇所需的巨额军费。<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中国海军在着力发展潜艇部队的同时，也对其水面舰艇部队进行现代化升级。目前，解放军的主力水面舰艇部队由大约24艘相对先进的导弹护卫舰和驱逐舰组成，它们均装备有先进的动力系统和舰对舰导弹系统。但是这些水面舰艇的弱点也很明显----“防空和反潜能力不足”。直到2004年，解放军海军才开始使用三艘具备区域防空能力的旅洋级驱逐舰，分别为Luyang&nbsp;I、Luyang&nbsp;II和Luzhou。解放军似乎想通过部署该级驱逐舰以增强舰队的“区域防空能力”。这种能力使舰船不但能为自身提供防空能力，还可以为整个编队提供防空能力。未来，无论是应对美国海军的特遣舰队还是为进攻台湾的船队提供护航，“区域防空能力”对于舰队的海上作战都至关重要。&nbsp;<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依旧存在的弱点<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过去5年中，北京为其雄心勃勃的海军现代化计划进行了大量的投资。然而，即便是在输送各种部队横渡台湾海峡遂行登陆作战方面，这些投资目前还没能使海军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得到彻底的提升。解放军海军的另一个弱点是在“水雷战”方面。中国海军相对老式的扫雷艇也就是在最近才开始使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水雷捕获与清除系统。相对而言，中国海军的布雷能力更令人感到畏惧，这在未来针对台湾的海上作战中将是一个有力的工具。<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中国海军航空兵依旧是海军诸多领域中实力最弱的一环。然而，对于解放军而言这并不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中国大陆在靠近台湾海峡的一面有许多空军的机场，空军与海军航空兵之间的协调也日渐增强。因此，这就很好理解中国海军在提升它的舰载直升机能力的同时，它的岸基战斗机和空中攻击平台发展依旧受限。此外，中国海军的空中反潜和侦察能力也是相当薄弱的一环，而且目前该领域也得不到空军的支持。<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一个新的海洋战略？<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北京正在制定一个新的海洋战略以指导未来海军的运用。1949年海军成立后，它被赋予的主要任务就是“独立或与陆军、空军一起，遏制和抵御来自海上的武装入侵，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保障国家行使海上权力”。<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尽管上述任务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始终是中国海军的主要使命，但是2004年的国防白皮书明确承认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上比较重视地面部队，白皮书中却指出“人民解放军在继续重视陆军建设的同时，加强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建设，谋求作战力量结构协调发展，提高夺取制海权、制空权以及战略反击能力。”<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在海军方面，2004版的国防白皮书反复阐述了海军的责任“海军担负着保卫国家海上方向安全、维护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任务”它还进一步强调遂行近海作战的重要性，“海军扩大近海防御作战空间和防御纵深，加强、完善海战场建设，增强在近海遂行海上战役的综合作战能力和核反击能力”。白皮书还进一步指出“……突出海上作战兵力特别是两栖作战兵力建设。加快更新海军武器装备，重点发展新型作战舰艇，以及多种专用飞机和配套装备，提高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水平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参加诸军兵种联合演练，提高联合作战能力和海上综合保障能力。”<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上述任务对于现代海军而言并非特别，但是对于解放军海军而言却具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首要和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台湾。中国海军过去15年间，尤其是自从1995-1996间的台海危机后的现代化进程，十分明显地是为了将来有可能因为台湾地位问题而导致的武装冲突做准备，武装冲突的主战场很可能是在海上。&nbsp;<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对于目前正在制定的海军战略而言，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台湾之后”将如何？也就是说，在台湾问题解决后，指导中国海军运用的将是什么？一个很可能的战略就是强调传统的制海权，以是否能保护国家海洋利益作为评估海军能力的标准。<br>&nbsp;&nbsp;&nbsp;&nbsp;去年中国重申了对东海的主权声明，在此之后日本就成为仅次于台湾的重点关注的目标。而对日本的关注与对海上交通线的保护密切相关，每年中国从海外大量进口的能源主要通过海路运抵中国。对解放军海军而言，海上交通线(无论是近岸、区域性、区域内、全球)的保护还是一个软肋。如果北京将新的海洋战略聚焦于海上交通线的保护，那么还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北京需要为该战略寻找一个合适的对手，目前的海盗和恐怖事件并不是恰当的理由；其次，目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海军能够确保各国在公海的自由航行，如果北京将目前主要对滨海地区的关注转到对海上交通线的保护上，这就意味着北京对现有的海上秩序失去信心；最后，中国需要改变经济发展的重点，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海军建设上，使其足以保护主要通往西亚、南亚海区和中东的海上交通线。一战和二战中保护北大西洋海上交通线的历史实践证明，要达到对海上交通线的保护与控制是困难重重的。因此，北京在着手制定一个大规模的海军扩充计划前，应该先解决为实现该目标而必须优先发展的经济、工业、国防项目。<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另一个影响中国海洋战略的因素是其悠久的主要作为大陆国家的历史传统。尽管拥有14000公里的漫长海岸线和5000多个岛屿，中国对于国家安全威胁的判断长久以来始终集中在陆上而非海洋。进一步说，解放军内部目前还是由陆军占据支配地位，只有当来自海洋方向的对中国国家利益造成巨大冲击的威胁得以确定时，海军的地位才会得到提升。尽管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海洋利益对于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巨大作用，但是以保护海上交通线尤其是保护海上能源通道为重点的海洋战略还没有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过程起到支配性作用。目前海军的现代化也主要得益于不断增加的国防费用，而并不是海军装备的采购在整个军事采购中已经成为重点。<br>&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海军目前已经具备执行许多保护国家海上利益的任务，包括应对可能出现的台海危机。虽然中国海军会对美国海军有可能的军事干涉感到愤怒，但是无论是在东海还是在从印度洋到中东的海上交通线上，以中国海军目前的实力还不足以对美国、日本，甚至是印度海军造成根本性的威胁。因此，中国的海洋战略只处于一个发展过程当中。然而一旦该战略得到确定，那么就为台湾问题解决后，中国海军的发展指明方向，包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公海上进行扩张。&nbsp;<br><br /><img src=http://military.club.china.com/jsp/pub/staticFile/images/1011/2006/12/2/776.jpg />]]> 星期六, 02 十二月 2006 15:30:07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612/82775.html 2006-12-02T15:30:07Z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611/70168.html <![CDATA[ <br><br>●&nbsp;蔡佳禾&nbsp;<br><br>「摘要」肯尼迪政府上台后调整美国的南亚政策，在提供大量援助的同时，美国怂恿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采取军事冒险政策。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时期，美国认为这场冲突为遏制中国提供了良机，它能够改变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在南亚建立针对中国的“联合防御体系”。尽管美印双方在对付中国方面密切合作，美国的战略目标却没有实现。由于英国的坚持，肯尼迪政府未能向印度提供大规模的长期军事援助。美国力图加深中苏分裂，然而这一方针又与其南亚政策存在着矛盾。肯尼迪政府在冲突中卷入很深，但它对该地区的战略形势没有产生多少影响。&nbsp;<br><br>「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中印关系&nbsp;<br><br>从50年代后期起，西方认为中国和印度两国在发展模式与速度方面的竞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关系到东西方冷战的全局。肯尼迪政府认为，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可以使印度放弃中立主义政策，成为西方冷战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尽管美国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它的这一目的却未能实现。关于肯尼迪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扮演的角色，现有的研究大都关注美国提供援助等行动，对其动机还缺乏分析，而关于肯尼迪政府对印政策失败的原因，则缺乏深层次的论证，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注：有关60年代美印关系的史学著作已有很多，历史学家大都认为，肯尼迪非常重视印度在冷战中的作用。托马斯·帕特森认为肯尼迪对中立主义的态度是摇摆的，他想要打败中立主义，使中立国家加入美国一边。（Thomas&nbsp;G.Paterson，“John&nbsp;F.Kennedy‘s&nbsp;Quest&nbsp;for&nbsp;Vic&nbsp;to&nbsp;ry&nbsp;and&nbsp;Global&nbsp;Crisis&nbsp;，”in&nbsp;Kennedy’s&nbsp;Questfor&nbsp;Victory&nbsp;，American&nbsp;Foreign&nbsp;Policy&nbsp;，1961—1963，ed.by&nbsp;T.G.Thomas，New&nbsp;York：Oxford&nbsp;University&nbsp;Press&nbsp;，1989）南亚地区的史学家普遍认为，尽管肯尼迪对印度给予高度关注，但美印关系不如艾森豪威尔时代。（Garry&nbsp;R&nbsp;.Hess&nbsp;，“Global&nbsp;Expansion&nbsp;andRegional&nbsp;Balance，The&nbsp;Emerging&nbsp;Scholarship&nbsp;on&nbsp;United&nbsp;State&nbsp;Relations&nbsp;With&nbsp;Indiaand&nbsp;Pakistan，”Pacific&nbsp;History&nbsp;Review，May&nbsp;1987，pp.259—295）霍夫曼的研究是关于中印冲突的重要著作，但他关于印度担心美国“不可靠”的说法过于简单。（Steven&nbsp;A.Hoffmann，India&nbsp;and&nbsp;the&nbsp;China&nbsp;Crisis，Berkeley：University&nbsp;of&nbsp;C&nbsp;alifornia&nbsp;Press&nbsp;，1990）丹尼斯·库克斯认为，阻碍肯尼迪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立。这一看法过高估计了巴基斯坦的独立性。（Dennis&nbsp;Kux，India&nbsp;and&nbsp;United&nbsp;State&nbsp;s：Estranged&nbsp;Democracies，1945—1991，Washington&nbsp;DC.：National&nbsp;Defense&nbsp;University&nbsp;P&nbsp;ress，1992）M.查里注意到了美苏关系的背景，但他没有深入分析美国全球冷战政策与亚洲政策的矛盾。（M.SrinivasChary&nbsp;，The&nbsp;Eagle&nbsp;and&nbsp;the&nbsp;Peacock&nbsp;，U.S.Foreign&nbsp;Policy&nbsp;toward&nbsp;India&nbsp;since&nbsp;Independence，Westport&nbsp;Connecticut：Greenwood&nbsp;Press&nbsp;，1995）罗伯特·麦克马洪的书是研究美国南亚政策的最重要著作之一。他认为美国的错误在于要印度放弃中立，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Robert&nbsp;J.McMahon，Cold&nbsp;War&nbsp;on&nbsp;the&nbsp;Periphery&nbsp;，the&nbsp;United&nbsp;S&nbsp;tates，India&nbsp;，andPakistan，New&nbsp;York：Columbia&nbsp;University&nbsp;Press&nbsp;，1994））。事实上，肯尼迪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角色并不局限于提供军事援助。美国积极支持印度对中国采取“前进政策”，但它对中印冲突的后果严重估计不足。南亚国际关系的互动方式非常复杂，印巴对立并不是肯尼迪政府在南亚地区失败的主要原因。迄今为止，英国和苏联因素还没有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正是这些因素使肯尼迪的南亚政策前后不一、逻辑混乱。&nbsp;<br><br>一、中印边界冲突前美国对印政策的变化&nbsp;<br><br>1950年代中期，美国将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拉人“东南亚条约组织”，向它们提供大量军事援助。此时，印度的对外政策以中立主义为基本原则，试图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基本平衡，防止冷战对其利益产生消极影响。印度对巴基斯坦加入西方同盟体系极为不满，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威胁了亚洲和平。而美国共和党政府对印度的中立主义立场也非常反感，国务卿杜勒斯（John&nbsp;Foster&nbsp;Dulles）认为中立主义是“不道德”的政策，国会中的保守势力不愿意向印度提供任何援助。&nbsp;<br><br>（一）共和党政府对印度重要性的新认识&nbsp;<br><br>1954年，中印两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边关系有所改善。1955年，苏联开始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印苏关系也有明显发展。美国对印度外交的新动向深为不安。1955年11月，中央情报局指出，苏联在东南亚、南亚和中东的活动是要扩大共产主义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对苏联工业化成果印象深刻，他们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就，而且这一制度也能有效推动他们自己国家的工业化。杜勒斯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的竞争舞台正在变化，美国与自由世界必须准备应付更为严峻的苏联经济竞争。”总统艾森豪威尔指出，如果印度与苏联结盟，这对美国来说将是一场政治、战略和心理上的灾难（注：Robert&nbsp;J.McMahon，Cold&nbsp;War&nbsp;on&nbsp;the&nbsp;Periphery&nbsp;，pp.219-221.）。&nbsp;<br><br>美国开始关注如何才能赢得这场竞争。1956年，美国驻印大使约翰·库珀（John&nbsp;S.Cooper）说，苏联正在挑战西方，争取印度的友谊。印度认为美国的态度是冷淡、摇摆和不一致的。除非美国政府很快改变不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的政策，否则苏联就会填补这一真空。艾森豪威尔说，经济援助对西方来说“是一种最廉价的保险”，美国过去对印度关注不够，政府应改变只向军事盟国提供经济援助的方针，加强对印度的援助。在他看来，让印度这样的大国保持一种倾向美国的中立，对西方是很有利的（注：Department&nbsp;of&nbsp;States，U.S.A.，ForeignRelations&nbsp;of&nbsp;United&nbsp;States，（以下简称FRUS）1955—1957，vol.8，pp.298-300；vol.10，p.37.）。1956年8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在今后三年中，向印度提供价值3.6亿美元的粮食援助。11月，印度总理尼赫鲁第二次访问美国，艾森豪威尔同他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尼赫鲁不仅批评苏联在匈牙利的镇压行动，而且还批评中国的西藏政策，印度对外政策开始右转。由于农业减产、过高的国防支出以及工业原料和设备价格的上涨，印度在1957年陷入经济危机。西方的经济援助对印度来说已非常重要。&nbsp;<br><br>1957年，美国政府通过了NSC&nbsp;—5703号文件。该文件认为，苏联正在南亚地区开展外交和经济攻势，印度是苏联的主要目标。美国的对印政策正面临着困境，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与美国的立场经常发生冲突。如果由于美国的经济援助而使印度的力量得到加强，印度可能成为中立主义更有力的代言人，而中立主义是与美国的利益冲突的。但是，一个软弱和脆弱的印度最终可能比一个稳定与有影响的印度有更大的风险，“一个强大的印度在亚洲背景下可能是替代共产主义的成功典范。”这个文件表明，美国准备调整对印政策，重点是要利用印度来削弱中国的影响。为此，政府还提议建立7.5亿美元的发展基金（注：FRUS，1955—1957，vol.8，pp.29-43；Burton&nbsp;Kaufman，Trade&nbsp;and&nbsp;Aid&nbsp;，Eisonhower‘s&nbsp;Fo&nbsp;rei&nbsp;gn&nbsp;EconomicPolicy，1953—1961，Baltimore&nbsp;：Johns&nbsp;Hopkins&nbsp;University&nbsp;Press，1982，p&nbsp;p.104-111.）。&nbsp;<br><br>但政府面临着两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政府不可能改变反对中立主义的立场，国会更不愿意为中立主义国家提供援助，参院共和党领袖威廉·诺兰（William&nbsp;Knowland）说：“如果世界得到一种印象，我们正在奖励中立主义，那将是非常糟糕的。”艾森豪威尔自己也很犹豫，他说如果美国真要利用印度来平衡中国，美国“可能会在这一过程中破产”。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强烈反对美国援助印度。巴基斯坦认为，美国援助印度肯定会损害作为盟国的巴基斯坦的利益。如果美国一定要这样做，那就必须以印度同意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作为条件（注：McMahon&nbsp;，Cold&nbsp;War&nbsp;on&nbsp;the&nbsp;Periphery&nbsp;，pp.223，240，260.）。&nbsp;<br><br>11月，杜勒斯报告说，金融危机可能使印度的五年计划根本无法完成。在最近的选举中印共在经济衰退的喀拉拉邦获得了政权，印共的权力还可能扩展到更重要的孟加拉邦。杜勒斯说，这可能导致进一步的连锁反应，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可能泛滥，动乱使共产党人在整个南亚次大陆夺取权力的机会大为增加。1958年3月，美国宣布为印度的五年计划提供7500万美元的发展援助。8月，在美国的压力下，美、英、德、日等国组成了多国银行团，准备在紧急情况下向印度提供3.5亿美元的金融援助（注：FRUS，1958—1960，vol.15，pp.415—421.）。&nbsp;<br><br>自1947年以后，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一直紧张对立。美国认为这不仅浪费了西方的援助，而且不利于西方的冷战。1959年春，由于印度向从事武装叛乱的达赖集团提供帮助，中印关系开始紧张起来。4月底，在讨论西藏局势时艾森豪威尔说，“现在的形势会促进印巴两国更好的相互理解”，美国应积极促进双方和解。8月，中印两国在边界地区发生了第一次流血冲突。表面上，美国宣布不对争议地区的归属表示意见。私下里，它试图利用这一形势。12月，艾森豪威尔在新德里问尼赫鲁是否愿意同巴基斯坦一起从事反华的“共同事业”。尼赫鲁婉拒了这个建议，表示只希望在印度对付中国时，巴基斯坦不会在印度背后捅刀子（注：FRUS，1958—1960，vol&nbsp;，15，pp.166，195—196，529；FRUS，1961—1963，vol.22，p.334；H&nbsp;.W.Brands，The&nbsp;Specter&nbsp;of&nbsp;Neutralism&nbsp;，the&nbsp;United&nbsp;States&nbsp;and&nbsp;the&nbsp;Emergenceof&nbsp;the&nbsp;T&nbsp;hird&nbsp;World&nbsp;，1947—1960，New&nbsp;York：Columbia&nbsp;University&nbsp;Press&nbsp;，1989，p.138.）。&nbsp;<br><br>1950年代后期，艾森豪威尔政府虽然改变了对印度的敌视，但是美国影响印度的能力却很有限。在政治上，敌视中立主义的政策使它很难吸引亚洲不结盟国家靠扰西方。在经济上，吝于提供援助导致美国的影响持续下降。&nbsp;<br><br>（二）肯尼迪政府的南亚新政策&nbsp;<br><br>在1960年大选中，民主党人肯尼迪以微弱的多数当选。早在担任参议员期间，肯尼迪就强调要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落后，他批评共和党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保守、软弱和没有主动性。在就职之前，肯尼迪已组织专家研究增加对印援助问题。在他看来，中印之间的竞争会对美国的安全和地位产生实质性影响。如果印度经济不能从停滞转向增长，不能表现出至少与中国同样的能力，“共产党人就会兵不血刃地赢得一场最大的胜利。”民主党资深政治家、外交家哈里曼（Averell&nbsp;Harriman）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今后是否会追随西方，他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正在同人口最多的专制国家进行殊死竞争”，他们中获胜的一方将成为“觉醒的亚洲人民的榜样”（注：McMahon&nbsp;，Cold&nbsp;War&nbsp;on&nbsp;the&nbsp;Periphery&nbsp;，pp.259—262.）。与其前任相比，肯尼迪政府也从冷战视角看待中印两国的竞争，但新政府更强调通过行动改变现状，更希望在南亚地区打赢冷战。&nbsp;<br><br>1961年3月，哈里曼以无所任大使身份访印，了解尼赫鲁对于亚洲事务的看法。哈里曼报告说，尼赫鲁对中国的“侵略态度”非常不安，相信“对世界的危险来自北京而不是莫斯科”。认为苏联用武力传播共产主义的热情已经消退，莫斯科对中国的好斗政策感到担心，“中俄间的历史性冲突迟早会削弱两国现有的同盟关系。”尼赫鲁说，中国正处于“侵略意向的高峰，形势是危险的”。哈里曼表示完全同意尼的看法，美国期待两国在东南亚事务上进行合作。&nbsp;<br><br>5月，副总统林登·约翰逊访问印度。约翰逊在报告中说，印度对美国新政府已有“良好的印象”。美国不应利用这种印象“使印度加入我们的范围，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但美国可用它来加强当前的美印关系。约翰逊建议美国帮助印度实现军事现代化，敦促印巴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使印度可以把军队抽调出来威慑中国，而不是同巴基斯坦相互对峙（注：FRUS，1961—1963，vol.19，pp.31—33；Dennis&nbsp;Kux，India&nbsp;and&nbsp;United&nbsp;States&nbsp;，p.190.）。&nbsp;<br><br>副国务卿鲍尔斯（Chester&nbsp;Bowles）认为，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存在。”美国必须促使印度认识到，在对付这一危险时美国力量是有限的，因此印度必须采取主动行动以保证亚洲的安全。8月，鲍尔斯访问印度。他在同尼赫鲁的会谈中就印度支那问题、柏林危机、刚果危机及中国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鲍尔斯说，中国会在东南亚和南亚进行军事扩张，并暗示美国可能以军事力量解决东南亚问题。鲍尔斯还试探印度对于组织一个针对中国的“亚洲力量平衡关系”的态度（注：FRUS，1961—1963，vol.19，p.83.）。&nbsp;<br><br>经过一番摸底，肯尼迪政府为南亚政策的调整定下了方向：美国将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印度的不结盟立场，以此换取印度加强亲美的方向，促使印度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伙伴。美国还决心大规模地增加对印援助，防止印度在经济上进一步依靠苏联。此外，美国还希望印度能在其他国际问题上与西方配合，支持美国的立场。总之，在肯尼迪政府的全球战略中，印度已经具有一种“特殊的突出地位。”（注：John&nbsp;K.Galbraith，A&nbsp;Life&nbsp;in&nbsp;Our&nbsp;Time：Memoirs&nbsp;，New&nbsp;York：Ballantine&nbsp;Press，1981，p.406；Gary&nbsp;R.Hess&nbsp;，“Accommodationamid&nbsp;Discord，The&nbsp;United&nbsp;States&nbsp;，India&nbsp;and&nbsp;the&nbsp;Thir&nbsp;d&nbsp;World，”Diplomatic&nbsp;History，Winter&nbsp;1992，pp.1—22.）&nbsp;<br><br>肯尼迪政府还准备调整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它认为“阿尤布汗（Mohemmad&nbsp;Ayubkhan&nbsp;）总统的对外政策很可能是在亲西方的框架中寻求更大的独立性。”因此，美国将不再增加对巴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防印巴两国进一步陷于军备竞赛，“毁掉美国的援助计划。”新政府打算拉开与巴基斯坦的距离，使今后的对印政策少受巴基斯坦的牵制。&nbsp;<br><br>1961年4月，国务院提议支持，为支持印度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今后两年美国通过多国银行团向印度提供10亿美元援助。6月，多国银行团宣布，两年内将向印度提供总计为20亿美元的援助。美国还承诺5年内向印度提供13亿美元的剩余食品援助。1962年初，美国又决定向印度提供500万美元的发展援助（注：FRUS，1961—1963，vol.19，pp.63，190，244—345，35—36，51—52.）。&nbsp;<br><br>尽管美国的巨额援助得到印方的高度评价，但美印的蜜月期并不长。1961年11月，尼赫鲁再次访问美国。肯尼迪原本对这次访问寄予很大希望，他认为自己能与尼赫鲁建立密切的私人信任关系。但他在会谈中却发现，美印双方在解决发展中国家贫穷的迫切性、共产主义影响扩大的意义、克什米尔等问题上有很深的分歧。此外，印度在越南和东南亚问题上也不愿追随美国的方针。肯尼迪后来失望地说，与尼赫鲁的会谈是“他遇到过的最糟糕的国事访问”（注：Dennis&nbsp;Kux，India&nbsp;and&nbsp;the&nbsp;United&nbsp;States&nbsp;，p.186；FRUS，1961—1963，vol.19，pp.128—135，139—142.）。&nbsp;<br><br>一个月后，印度不顾美国的一再阻拦，使用武力夺取了葡萄牙控制下的果阿地区。美国指责印度以武力解决国际问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Adlai&nbsp;Stevenson&nbsp;）发表讲话谴责印度说：联合国不能饶恕在这一事例上使用武力，因为这会为在其他冲突中使用武力铺平道路。肯尼迪也嘲讽说，印度“15年一直进行道德说教……现在说教者在走出妓院时却被逮个正着”（注：果阿位于印度西海岸，面积约3700平方公里。16世纪初期被葡萄牙殖民主义势力侵占。1961年印度政府用武力强行收回这一地区。Dennis&nbsp;Kux，India&nbsp;and&nbsp;the&nbsp;UnitedStates，p.198.）。这一时期肯尼迪政府还希望调解印巴冲突，但是尼赫鲁拒绝了美国的建议。美印两国的种种分歧表明，除了反华，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共同点非常有限。&nbsp;<br><br>二、边界冲突时期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和援助&nbsp;<br><br>1961年春季，印度政府决定进一步推行“前进政策”。印度的目的是，在边界地区将印方的军事哨所不断向中国实际控制线推进，甚至推进到中方哨所的后面，以武力迫使中国接受印度划定的边界。尼赫鲁认为，印度的行动不会遭到中国的反击。一位印度历史学家指出：“根据不同的情报和外交报告，他使自己相信，中国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已越来越紧张，国内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局面。这些因素使中国不能对印度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注：Harish&nbsp;Kapur，India&nbsp;‘s&nbsp;Foreign&nbsp;Policy，1947—92：Shadows&nbsp;and&nbsp;Substance&nbsp;，New&nbsp;Delh&nbsp;i：Saye&nbsp;Publication，1994，pp.25—26.）&nbsp;<br><br>（一）美国对印度军事冒险政策的怂恿&nbsp;<br><br>6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美国决策层自作聪明地以为中共可能接近于垮台。1月，国务卿腊斯克（Dean&nbsp;Rusk&nbsp;）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必须小心地不过分强调中共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关键问题是力量在哪里。例如，比较中国在其他地区的力量，它在印度北部边境地区的力量就相当少。”他要求研究20世纪中国政权交替时的各种情况：什么情况下政府会失去“天命”？中国是否可能重新发生军阀混战和割据？等等。5月底，美国最高级别的《国家情报估计》说：“印度试图迫使中国从克什米尔的拉达克（中印边界西段）前沿阵地后退，这可能会导致边界冲突，但形势不利于发生任何军事上的升级。”显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问题是这种估计还间接地鼓动了印度政府。中印边界战争发生以后，美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John&nbsp;K.Gal-brait）在一封给肯尼迪的信中承认，“印度人总是低估中国的意图。我们的估计可能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了他们。”（注：FRUS，1961—1963，vol.22，pp.176—179；FRUS，1961—1963，vol.19，p.258；JohnKenneth&nbsp;Gal&nbsp;braith，Ambassador‘s&nbsp;Journal&nbsp;，A&nbsp;Personal&nbsp;Account&nbsp;of&nbsp;the&nbsp;Kennedy&nbsp;Years，Boston：Houghton&nbsp;Mifflin&nbsp;Company&nbsp;，1967，p.413.）&nbsp;<br><br>肯尼迪政府知道，印度在中印边界地区采取的是军事冒险政策。但美国从不反对印度对中国使用武力。1961年，美国军方认为应尽快向印度出售军事装备，“对于印度加强自己以对付中共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和侵略倾向的努力，美国是表示同情的。美国准备考虑印度得到某些具有双重用途的军事装备的要求，如运输机、高纬度地区使用的直升机、雷达、舟桥和工程装备等。如果印方愿意，美国准备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优惠地提供这些装备。”（注：FRUS，1961—1963，vol.19，pp.97—98，150.）印度此时最想得到美国的F&nbsp;—104超音速喷气战斗机和“响尾蛇”导弹，但由于巴基斯坦的强烈反对，美国只能拒绝印度的要求。印度于是转向苏联求购同一档次的米格—21战斗机。美国对印度这一动向非常不满，它与英国一起竭力阻止印度购买苏制飞机。美国建议印度以优惠条件购买美国的C&nbsp;—130运输机，并以美国补贴的方式购买英国战斗机。但印度对英制飞机却没有兴趣。&nbsp;<br><br>1962年3月，副国务卿鲍尔斯再次去印度评估形势。在同印军参谋局长、积极鼓吹“前进政策”的考尔（B.M.Kaul）将军会谈时，考尔问鲍尔斯，在中国公开入侵的情况下，美国是否会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鲍尔斯回答说他个人认为美国会这样做。考尔要求美国派高级军官到印度秘密访问，通过协商双方为上述情况准备一个应急计划。显然，为了达到以武力强占中国领土的目的，印度军方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鲍尔斯的回答是误导性的。他可能使考尔得到这样的印象，即美国的保证将使印度的军事计划万无一失。鲍尔斯报告说，印度领导人对中国的“威胁”有深刻的理解，印度已解决了一些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它对抗中国决心已大为增强。他要求华盛顿认真考虑考尔的要求（注：FRUS，1961—1963，vol.19，pp.274，219—220.）。&nbsp;<br><br>1962年夏，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8月10日，尼赫鲁对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思说，印度希望同中国谈判，谈判可能在9月后进行，但又暗示边境地区可能随时会发生交战。加尔布雷思向华盛顿报告说，尼赫鲁并不预期谈判会有结果。9月上旬，在东段边界的朵拉地区双方军队发生流血冲突后，印度决定采取代号为“来克亨”的军事行动，用武力把中国军队从东段争议地区驱赶出去。10月10日，印军又在僧崇地区挑起了冲突。就连美国的情报也认为，“可能印度自己要对这一事件负责，因为印度要把中国人从印方要求的领土上赶走。”（注：Steven&nbsp;A.Hoffmann&nbsp;，India&nbsp;and&nbsp;the&nbsp;China&nbsp;Crisis，p.130；FRUS，1961—1963，vol.19，pp.321，341.）&nbsp;<br><br>在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后，印度多次要求美国尽快出售美制装备的零配件及运输通讯装备。10月2日，印度要求紧急购买美制C&nbsp;—119军用运输机的零配件。4日印度又提出紧急转购加拿大订货的“驯鹿”运输机。同时，印方还提出购买250台防空雷达用于中印边界地区。美国军方不仅要求政府立即批准印度所有的要求，而且还为印度提出进一步要求做了准备（注：FRUS，1961—1963，vol.19，pp.340—343.）。&nbsp;<br><br>由于印军在僧崇地区遭到沉重打击，10月12日，考尔从前线赶回新德里汇报。他对到其家中摸底的加尔布雷思说，印度打算将中国军队赶出印度的领土，但是尼赫鲁和梅农对这一任务的困难性尚未有充分的理解。他强调“只有在美国的帮助下这一任务才可能完成”。考尔说，他“已劝告政府放弃对不结盟政策的承诺，并要求美国提供援助”。他确信“由于对共产主义的厌恶”，美国肯定会欢迎印度的要求。虽然加尔布雷思说美国希望避免卷入中印冲突，但他没有反驳考尔的估计（注：Galbraith&nbsp;，A&nbsp;life&nbsp;in&nbsp;Our&nbsp;Time，p.429.）。&nbsp;<br><br>10日以后，中印危机进一步加深。18日尼赫鲁从锡兰回国，加尔布雷思立即赶到官邸同他会谈。尼赫鲁说，印度已决定要把中国人赶走，不管需要一年、五年或者是十年的时间。印度不会使用所有力量，主要是“用地面部队保持对中国的长期压力”，而且这一措施也将扩大到西段边界地区。加尔布雷思对尼赫鲁这一方针继续表示支持（注：FRUS，1961—1963，vol.19，pp.346—347.）。&nbsp;<br><br>与在果阿问题上的立场相比，美国对印度的“前进政策”显然是全力支持的。肯尼迪政府不仅从政治上鼓动印度进行军事冒险，而且为印度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实质性的援助。但是，美国对这一军事冒险政策的结果却估计不足。中央情报局原来认为“印度军队的战斗效率在自由亚洲是最高的”，但战争的结果却完全出乎美国的预料。加尔布雷思后来辩解说：“我们知道那儿（指中印边界地区）的情况如何，我们以为印度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很明显的是，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注：FRUS，1958—1960，vol.15，pp.570—571；Dennis&nbsp;Kux，India&nbsp;and&nbsp;the&nbsp;United&nbsp;States&nbsp;，p&nbsp;.202.）其实，正是美国的怂恿使印度有恃无恐，忘乎所以。&nbsp;<br><br>（二）肯尼迪政府的应急措施&nbsp;<br><br>10月20日，中国军队开始自卫反击作战。22日，美国国务院指责中国“侵略”，并宣布会以同情态度考虑印度的援助要求。10月26日，加尔布雷思得到授权，宣布美国承认麦克马洪线是“一条传统的、基本上被接受的国际边界，美国完全支持印度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这表明，美国可能公开干预中印边界冲突。为了减少印度的压力，国务卿腊斯克告诉阿尤布汗总统说，中国的行动威胁了整个次大陆的安全，巴基斯坦应保持边界平静，“必须避免采取增加印度困难的行动”。肯尼迪还亲自写信给阿尤布汗，要求巴方向印度做出不采取军事行动的保证。美国还迅速向印度政府提供了有关中国的军事情报，与印度建立密切的情报交换关系（注：FRUS，1961—1963，vol.19，pp.349，358—359；Galbraith&nbsp;，Ambassador‘s&nbsp;Journal&nbsp;，pp.386，395.）。&nbsp;<br><br>10月24日，印外交部长德赛（M.J.Desai&nbsp;）表示，印度很快会向美国提出援助要求。26日，华盛顿表示，只要印度提出要求，美国愿意用军事援助方式（无偿援助）提供武器装备。27日，印驻美大使向肯尼迪递交了尼赫鲁的信，尼在信中正式要求美国紧急提供军事装备。但是印度大使要求肯尼迪在回信中不要提军援问题，因为新德里还在考虑以现金购买美国武器。此时，尼赫鲁力图避免国际舆论认为他已放弃了不结盟政策。从11月3日起，美国开始向印度紧急空运武器弹药及通讯装备，美军C&nbsp;—130大型飞机为这批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物资起飞60架次（注：FRUS，1961—1963，vol.19，pp.352，384.）。&nbsp;<br><br>中国开始自卫反击作战时，古巴导弹危机已经发生。为了使华盛顿能集中精力处理导弹危机，美英两国决定在伦敦建立联合工作组，研究中印边界局势的发展。工作组的另一任务是为双方的对印长期政策进行评估。11月中旬，伦敦工作组建议，在今后数月内美国及英联邦国家为印度装备5个师的军队，这笔开支大约需要1亿美元。伦敦工作组的基本设想是，在得到这一援助后，印度在目前位置上能顶住中国的进攻。印度如果要“收复”所有被“占领”的地区，它必须调动部署在印巴边境地区的2/3的军队。伦敦工作组认为，西方的最佳方案是，在提供相当数量援助的同时，向印度施加压力，促使它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在此之后，西方再考虑向印度提供长期军事援助。这一方案基本反映了英国政府的意见（注：FRUS，1961—1963，vol.19，pp.385—387；FRUS，1961—1963，vol.22，pp.322—325.伦敦工作组的建议基本来自英国政府，而英国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与周恩来总理10月底同英国前议员麦克唐纳的谈话有关。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508页。）。&nbsp;<br><br>11月17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卡尔·凯森（Carl&nbsp;Kaysen&nbsp;）在给肯尼迪的报告中指出，伦敦工作组提出的是初步方案。提供1亿美元援助的目的并不在于让印度获得全面的军事优势，而是要为印巴解决基本分歧创造机会。下一步援助计划要等中国的军事动机及次大陆局势变得更清楚时才能提出。凯森说现在还不能确定，把印度推得更远、向它提供更多援助、使它不能按中国的条件进行谈判、不能退回中立主义立场上去是否更符合美国利益。他强调，中印“战争拖延下去有助于美国重大政策目标的实现”。原因是如出现这种局面，中立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将会下降，印巴关系可以得到改善，中国的威望与实力会受到打击。但凯森也指出，让战争拖下去的方针也有一些不确定因素。美国是否愿意承受增加支出的负担？巴基斯坦是否会成为美国的“限制性因素”？等等（注：FRUS，1961—1963，vol.19，pp.385—387.）。凯森的报告表明，美国认为中印战争是一次天赐良机，但还不能断定它要为其目标付出多大的代价。&nbsp;<br><br>11月14日，印度在东段边界地区发起新的军事进攻，中国不得不进行第二阶段的自卫反击作战。中国军队在战斗中迅速和全面清除了争议地区的印军据点，而且还进入传统习惯线以南作战，印军全线溃败。震惊中的尼赫鲁几乎丧失了判断大局的能力。19日，他在未同内阁磋商的情况下两次致信肯尼迪，说“局势真正令人绝望”，呼吁美国紧急向印度派遣12个中队的超音速战斗机，并提供先进的雷达和通讯设备。他请求在印度空军未完成训练之前，先由美国飞行员驾驶这些飞机作战，以保卫印度的城市。这实际上是要求美国派空军到印度与中国直接交战。尼赫鲁还要求美国提供两个中队的C&nbsp;—47中程轰炸机，由印军驾驶轰炸中国境内基地和机场。加尔布雷思也沉不住气了，他要求肯尼迪立即让航空母舰进入印度，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注：FRUS，1961—1963，vol.19，p.397；Micheal&nbsp;Brecher&nbsp;，“Non-AlignmentUnder&nbsp;Stress：T&nbsp;he&nbsp;West&nbsp;and&nbsp;the&nbsp;India&nbsp;China&nbsp;Border&nbsp;War&nbsp;，”Pacific&nbsp;Affairs&nbsp;，vol.52，1979—1980，pp.612—630.）。&nbsp;<br><br>尽管美国已将“企业”号航母调至孟加拉湾，但肯尼迪政府对印军的迅速失败还是深感震惊。腊斯克认为，尼赫鲁在要求“美印无限制合作，以对付中国对印度的入侵”，这实际上已是要求同美国结盟。但问题是印度“并没有真正做好准备，根据这种条件面对局势”。腊斯克说，在印度没有公开澄清它的不结盟政策之前，美国不可能考虑直接参战。为了弄清尼赫鲁的想法，肯尼迪决定先让助理国务卿哈里曼赶赴新德里。同时，紧急调遣12架C&nbsp;—130大型运输机，为印军抢运增援和物资（注：Galbraith&nbsp;，A&nbsp;Life&nbsp;in&nbsp;Our&nbsp;Time，pp.437—442.）。&nbsp;<br><br>11月22日哈里曼到达印度时，中国已宣布单方面停火，并宣布将把军队撤回至1959年实际控制线。中国的行动打破了美国使战争长期拖延下去的幻想，印度不得不在事实上接受了停火。&nbsp;(&nbsp;http://www.tecn.cn&nbsp;)<br><br>三、中印冲突与美国的南亚战略计划&nbsp;<br><br>（一）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大计划”&nbsp;<br><br>虽然中印两国已经停火，但是美国认为它仍有机会实施伦敦工作组的建议，使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哈里曼与尼赫鲁先后会谈4次，尼赫鲁表示，中国已成为印度长期的和主要的敌人，印度将尽其所能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付中国，他要求美国为此提供援助。随同哈里曼访问的国务院情报研究司司长希尔斯曼（Roger&nbsp;Hilsman&nbsp;）指出，哈里曼访印的使命是“表示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并且向中共发出威慑信号”。但美国更想知道它能为印度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印度和巴基斯坦怎样估计中国威胁的性质……他们是否愿意调整他们的敌对关系。”美国认为，“惟一有效的防御是印巴在次大陆的联合防御。”（注：FRUS，1961—1963，vol.19，pp.414—417；R.Hilsman&nbsp;，To&nbsp;Move&nbsp;a&nbsp;Nation：the&nbsp;Politics&nbsp;o&nbsp;f&nbsp;F&nbsp;oreignPolicy&nbsp;in&nbsp;the&nbsp;Administration&nbsp;of&nbsp;John&nbsp;F.Kennedy，New&nbsp;York：Doubleday&nbsp;Co.1967，pp.329—330.）美国想知道，在与西方结盟问题上印度能走多远。&nbsp;<br><br>此时，英国也向印度提供了一些轻武器和弹药。为了劝说印巴妥协，保守党政府派英联邦事务部长邓肯·桑兹（Duncan&nbsp;Sandys&nbsp;）抵印施压。桑兹对印度政府表示，争议中的边界地区是一些没有价值的荒漠，印度应同意把西段地区的大部分交给中国。印度应参加西方同盟，接受西方的核保护伞。他还说，作为得到美英军事援助的最低姿态，印度必须同意与巴基斯坦重开谈判。在桑兹和哈里曼的双重压力下，尼赫鲁不情愿地同意了与巴基斯坦谈判（注：Micheal&nbsp;Brecher&nbsp;，“Non-Alignment&nbsp;Under&nbsp;Stress：The&nbsp;West&nbsp;and&nbsp;the&nbsp;India-ChinaBor&nbsp;der&nbsp;War&nbsp;，”Pacific&nbsp;Affairs&nbsp;，vol.52，1979—1980，pp.612—630.）。&nbsp;<br><br>为确保印巴实现妥协，美国也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11月25日，肯尼迪指示哈里曼说，访巴时要让阿尤布汗清楚知道美国的立场，“次大陆已经成为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进行对抗的新领域”，印度已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巴基斯坦也必须这样做，承担起它与西方的联盟义务。肯尼迪威胁说：“如果巴基斯坦在我们帮助印度对抗共产党中国时进一步靠近中国，它就会损害对整个自由世界的严肃承诺。”（注：Robert&nbsp;J.McMahon，“Choosing&nbsp;Sides&nbsp;insouth&nbsp;Asia，”in&nbsp;Kennedy‘s&nbsp;Quest&nbsp;for&nbsp;Vic&nbsp;t&nbsp;ory&nbsp;，pp.215—216.）&nbsp;<br><br>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负责南亚事务的科默尔（Robert&nbsp;Komer）领导的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于12月提出报告说，中印冲突带来了重要的机会，它可能导致印巴两国和解，“使一个觉醒和实力加强的印度加入对红色中国的遏制。”报告强调，美国的战略利益应该是“保持高强度的中印磨擦”，同时又“防止它蔓延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科默尔的报告指出，美国对印度的“过分承诺”会带来一些问题，如国会可能不予支持、可能卷入中印战争以及巴基斯坦的反对。因此，关键问题是美国怎样才能实现这个战略“大计划”（Grand&nbsp;Design）。美国影响事态发展和实现其计划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持续和活跃的中国威胁才能迫使”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进行妥协。但报告承认，中国已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并正在很有策略地脱离危机。报告提出了3项建议：第一，让英国和英联邦国家出面担任主要角色；第二，给印度的防空提供某种援助；第三，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要有非常巧妙的策略。&nbsp;<br><br>美国希望英国走在前头，但英国的态度很消极。12月13日，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写信给肯尼迪说：“一种有意义的防御，不管是多大规模，只有在被当做印巴联合防御整个次大陆的计划才会有效。”麦克米伦指出，英美的目标是要印巴双方同意联合防御南亚次大陆，但即使他们达成了妥协，这两个国家可能也没有军事和经济能力建立真正的防御。他说，必须使印巴两国缔结地区性军事同盟条约。“那样中国人就会像俄国人一样，在进行大规模进攻前三思而行，因为他们不能确定那样做是否会引起核报复。”（注：FRUS，1961—1963，vol.19，pp.430—432，437.）英国政府为提供长期军事援助定下了3个条件：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印巴建立联合防御、印度成为西方的联盟体系的成员。&nbsp;<br><br>12月20日，美英两国在巴哈马群岛首府拿骚举行首脑会谈。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帮办邦迪（Wi&nbsp;ll&nbsp;iam&nbsp;Bundy&nbsp;）在会谈中说，伦敦工作组的建议是：提供6个山地师的装备，改进印军空运能力，在现有机型的范围内帮助印度提高空战能力。工作组还建议派专家去印度了解雷达和通讯设备情况，英美还可以派战斗机轮驻印度，数量是4个中队。但英方在会谈中指出，提供武器是一回事，但是“让印度将其军事计划建立在指望英美提供飞机、并向中国开火的基础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邓肯·桑兹说，即使在西方的帮助下，印度也没有能力承担它的国防建设的代价。所以经济上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印度进入西方防御组织的保护伞之下。美国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承认，印度建立独立的防空体系代价是昂贵的，美英提供战斗机只是一种威慑力量而不是保护力量。这个计划比较便宜，而且较易为巴基斯坦接受。但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认为，在西方给印度大规模军事援助、克什米尔问题不能解决、中国又撤军的情况下，向印提供防空援助对巴会有灾难性后果。&nbsp;<br><br>麦克米伦似乎比美国人更敌视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他说印度在过去10多年中一直攻击西方，大肆宣扬不结盟的好处。他强调要考虑巴基斯坦的反应，“我们可能在支持找麻烦的人，而放弃支持我们的人。”麦克米伦说，中国的目的是有限的，中国没有占领印度的计划。现在中国人已经撤走，美英不要让印度退回到傲慢和对西方敬而远之的态度上去。“我们必须让他们面对克什米尔的现实。从长期看，他们依赖西方。在短期内他们可以得到西方的援助，但条件是他们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注：FRUS，1961—1963，vol.19，pp.452—453.）尽管肯尼迪希望援助印度，但还是听从了麦克米伦的观点。英国的方针对拿骚会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nbsp;<br><br>拿骚会谈决定，为了帮助印度装备6个山地师，美国和英联邦国家各自承担6000万美元紧急军事援助，防空援助问题暂时搁置。西方将放慢援助速度，以便敦促印度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如果印巴达成妥协，西方将为南亚联合防御提供长期军事援助。也就是说，除了1.2亿美元的援助外，印度只有在满足了有关条件之后，西方才会为它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nbsp;<br><br>在印巴两国就克什米尔问题开始谈判之前，12月26日，中巴两国宣布双方在边界问题上已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中巴关系的进展明显地打乱了美国的“大计划”，华盛顿指责巴基斯坦与中国“调情”，印度政府恼羞成怒，更不愿意向巴基斯坦做出让步。在获知美英将对印度提供大规模援助后，巴基斯坦明确表示不同意美国认为中国有侵略动机的观点。它还不顾美国反对，宣布外长布托（Z.A.Bhutto）将出访中国。1963年3月，中巴两国签订了关于边界问题的协议（注：FRUS，1961—1963，vol.19，pp.448—458，481—506.）。&nbsp;<br><br>1963年上半年，印巴两国在美国的斡旋下进行了6轮谈判，双方未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取得进展。随着中印边界形势逐渐平静下来，美国不仅失去了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的兴趣，而且降低了对印度战略地位的估计。危机时期印度曾提出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要求，美国应付了一阵后也就没有下文。印度希望美国提供空中保护，但美国只提供了一些雷达设备。印度还期望美国提供先进的军工设备，最后它只得到几条二手的弹药生产线。美英提供的1.2亿美元军事援助到1965年只完成了0.9亿，剩余部分后来干脆取消了（注：Stephen&nbsp;P.Cohen，U.S.“Weapons&nbsp;and&nbsp;South&nbsp;Asia：A&nbsp;Policy&nbsp;Analysis&nbsp;，”Pacific&nbsp;Affa&nbsp;irs，Spring&nbsp;1976.）。&nbsp;<br><br>（二）美国分裂中苏与其南亚政策的矛盾&nbsp;<br><br>美国在南亚地区无法实现其“大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处理中苏分歧的政策有关。&nbsp;<br><br>自1959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以后，莫斯科一直拒绝支持中国的立场。尼赫鲁对中苏分歧非常关注，试图以良好的印苏关系来促使苏联束缚中国的行动。1962年8月，印度不顾美国的反对，同苏联签订了有关购买米格飞机的协议。此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牵制中国。&nbsp;<br><br>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打响。两天后，肯尼迪政府因古巴导弹问题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面对全面战争的风险，赫鲁晓夫认为最好还是同中国站在一起。25日，苏共《真理报》在头版刊登文章说，“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遗产，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它是被强加给中印人民的。”文章不仅没提原来的中立立场，而且还指责印度受帝国主义的唆使，挑起武装冲突。文章表示，“在反对帝国主义阴谋的斗争中，苏联完全站在兄弟般的伟大中国的一边。”苏联的变化使印度非常不安，但是新德里很快就知道，苏联发表这一“坏文章”的原因是“古巴导弹危机造成的形势和战争威胁”（注：S.Nihal&nbsp;Singh&nbsp;，The&nbsp;Yogi&nbsp;and&nbsp;the&nbsp;Bear&nbsp;，Story&nbsp;of&nbsp;Indo-Soviet&nbsp;Relations，Maryland：T&nbsp;he&nbsp;Riverdale&nbsp;Company，1986，pp.29—31.）。&nbsp;<br><br>在要求美英提供军事援助的同时，印度也将这一决定通知了苏联。29日，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尼赫鲁如释重负。他告诉加尔布雷思说，苏联对印度寻求西方军事援助的行动表示理解，但苏方要求印度不要同美国形成军事同盟关系。而且，苏联稍后还会向印度提供武器。所以印度要尽可能避免刺激苏联。加尔布雷思表示理解印度的立场，他说美国并不要求印度成为西方盟国。10月31日，加尔布雷思会见印度新任驻苏大使T.N.考尔（T.N.Kaul），考尔说在摊牌的情况下，苏联一定会支持中国，现在印度能做得最好的事就是确保苏联维持一定程度的中立，或许这还能维持苏联对印的经济援助。考尔问道：美国现在是否继续支持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加尔布雷思立即向他做了保证（注：FRUS，1961—1963，vol.19，pp.351，365；R.Hilsman&nbsp;，To&nbsp;Move&nbsp;a&nbsp;Nation，p.331；J.K.Galb&nbsp;rai&nbsp;th&nbsp;，Ambassador‘s&nbsp;Journal，pp.387—388，394.）。&nbsp;<br><br>尼赫鲁需要西方的军事援助，但也要保住不结盟政策这块招牌，而苏联的支持是他达到目的的先决条件。11月2日，印度外交部秘书长R.K.尼赫鲁（R.K.Nehru&nbsp;）对苏联驻印大使说，尼赫鲁指令他转交一封致赫鲁晓夫的信，并同大使进行谈话。R.K.尼赫鲁说，中印边界战争的发生是中共“左派教条主义基本战略的一部分”，中共左派的目的是要证明，“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印度必定要加入西方集团中去”，“他们正以行动竭力迫使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使它被纳入西方集团。”这位秘书长还说，他确信中国的行动是中苏意识形态争论的延续，中共“正在把主要打击目标指向苏联及其外交政策原则”。而印度是高度评价这些原则的（注：“New&nbsp;East-Bloc&nbsp;Documents&nbsp;on&nbsp;the&nbsp;Sino-Indian&nbsp;Conflict&nbsp;，1959&1962，”ed.by&nbsp;James&nbsp;G.Hershberg&nbsp;，in&nbsp;New&nbsp;East-Bloc&nbsp;Evidence&nbsp;on&nbsp;the&nbsp;Cold&nbsp;War&nbsp;in&nbsp;the&nbsp;ThirdWorld&nbsp;and&nbsp;th&nbsp;e&nbsp;Collapse&nbsp;of&nbsp;Détente&nbsp;in&nbsp;the&nbsp;1970s，Cold&nbsp;War&nbsp;International&nbsp;HistoryProject&nbsp;Bulleti&nbsp;n&nbsp;，Winter&nbsp;1996/1997，p.264.）。这番话表明，印度竭力要扩大中苏分裂，以确保它继续得到苏联支持。&nbsp;<br><br>印度的期望没有落空。古巴导弹危机刚一收场，赫鲁晓夫就觉得可以抛弃中国了。11月5日，《真理报》重新表示，苏联在中印冲突问题上持中立立场。11月17日，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司的希尔斯曼在分析中说，苏联“可能被迫要在对中国履行作为军事同盟及共产主义伙伴国家的义务，以及它殷勤培育的同印度的联系中进行选择”。苏联希望尽可能保持中立并让双方谈判。但是只要这场冲突持续下去，莫斯科可能就无法逃避这种困境，“这一冲突持续越长，它对中苏关系的分裂性影响就越持久、越强烈。”（注：S.Nihal&nbsp;Singh&nbsp;，TheYogi&nbsp;and&nbsp;the&nbsp;Bear&nbsp;，p.31.）&nbsp;<br><br>在肯尼迪政府中，国务卿腊斯克对于援助印度较为消极。11月19日，他在同总统讨论中印危机时说，他怀疑印度以后会与中国进行谈判，双方可能达成某种“交易”。他认为，美国应该让英国在援印问题上起主要作用，“我们越是站到前面去，我们就越是把莫斯科推向北京。”（注：FRUS，1961—1963，vol.19，p.396.McMahon&nbsp;，Cold&nbsp;War&nbsp;on&nbsp;the&nbsp;Periphery，p.287.）腊斯克相信，中国在印度的目标是有限的，但中印冲突是美国使中苏分裂深化的天赐良机。&nbsp;<br><br>23日，哈里曼在新德里对尼赫鲁说，美国并不打算要印度加入西方军事联盟。如果可能，对印度来说，最好是保持与苏联的良好关系。哈里曼回国后向肯尼迪汇报说，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会发生相当程度的、实质性的、在方式上有利于美国的变化。但美不应谋求印度与美国或西方建立形式上的总体联系。西方形式上的保证可能破坏印度实质性的努力，并且可能迫使它断绝与苏联的关系，“致使苏联与红色中国更为接近”（注：R.Hilsman&nbsp;，To&nbsp;Move&nbsp;aNation，pp.332，325；FRUS，1961—1963，vol.19，pp.417，426—427.）。显然，美国对印政策出现了矛盾。&nbsp;<br><br>11月30日，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提出了题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文件，这份文件说，美国要努力避免采取“或是会减少目前及将来对中国的压力，或是会迫使中国与苏联回到密切联系中去”的行动。这一观点很快就成为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目标。12月美国决定，不再阻挠印度采购苏联米格飞机。在反驳英国的不同意见时，加尔布雷思说，莫斯科希望避免长期夹在中印之间，而米格机是让苏联继续挂在印度的鱼钩（注：FRUS，1961—1963，vol.22，pp.325，437，456.）。印度购买米格机似乎已成为符合西方利益的行动，考虑到几个月前美国还拼命反对此事，这一变化极具讽刺意义。&nbsp;<br><br>1963年5月，腊斯克在访印后报告说，尼赫鲁将坚持不结盟政策，“这是为了在反对中国时得到苏联的帮助。如果这样做失败的话，他就会同中国讲和。”（注：FRUS，1961—1963，vol.19，p.577.）就美苏竞争而言，肯尼迪政府自然不愿看到苏联在新德里的影响扩大，但为了达到分裂中苏这一更具战略意义的目标，美国不得不接受这种扩大作为代价。然而，在苏印关系发展的前提下，美国指望印度会接受它的冷战战略是不现实的，甚至在逻辑上也是混乱的。有了苏联的支持，印度不仅可以长期与中国对抗，还可以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不做让步，同时避免对西方武器的依赖，并为自己的利益而不加入西方同盟体系。&nbsp;<br><br>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1963年5月，中央情报局局长麦考恩（John&nbsp;McCone&nbsp;）在谈到美国在南亚的目标时说：如果印度同中国联合，美国就不会有“自由的南亚”。“我们的利益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次大陆，我们将利用能帮助我们推进这个目标的国家。”麦考恩说，美国虽然不能解决印巴矛盾，但也不能让那些“自称中立的人完全落入共产党的阵营”（注：FRUS，1961—1963，vol.19，p.480.）。麦考恩的话表明，美国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是要利用印度进行冷战，而不是被印度利用为它拓展疆界。&nbsp;<br><br>肯尼迪的南亚政策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但此后美国在南亚的影响却走了下坡路。英国的政策是阻碍美国实现其目标的主要原因之一。英国原来对印度的中立主义政策相当宽容，而麦克米伦在拿骚的态度却很苛刻。英国很清楚，印巴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它却坚持以此为长期军援的条件。这表明，财力拮据的英国根本不愿为武装印度掏钱。科默尔的小组委员会曾经认为：英国不愿承担过多义务的原因是，“它不想做任何要付大代价的事”。其实，美国也不愿意花钱帮助印度实现军事现代化（注：FRUS，1961—1963，vol.19，pp.435，453—456.）。&nbsp;<br><br>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是复杂的，不仅印巴关系对这一地区的战略形势有着重大影响，中巴关系、印苏关系、中苏关系也对局势产生着互动影响。中国很快打赢战争，很克制地结束冲突，在关键时刻与巴基斯坦解决边界问题，这些行动都大大压缩了美国的政策空间。这一时期肯尼迪政府开始关注中苏分裂，防止中苏关系的修复被认为是最优先的目标。为此，美国不得不改变策略，容忍苏印关系的发展。然而这种变化同肯尼迪政府的南亚战略目标存在着矛盾。印度虽然没有同中国联合，但它同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美国虽然卷入很深，但它对事态发展的结果、对南亚地区的战略形势却没有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nbsp;<br><br>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nbsp;<br>蔡佳禾，1953年生，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nbsp;&nbsp;<br>]]> 星期日, 19 十一月 2006 14:43:50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611/70168.html 2006-11-19T14:43:50Z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611/63501.html <![CDATA[ &nbsp;<br><br>说明：&nbsp;<br><br>　　这个悼词的原文见《举世悼念毛&nbsp;泽&nbsp;东主席》，新华通讯社编译，人民出版社1978年2月第一版，第172-175页，美国斯托尼布鲁克州立纽约大学物理系教授杨振宁：《人类历史的一位巨人——在纽约追悼大会上的讲话》<br><br><br>30年前的那个9月，美国纽约大学物理系教授杨振宁在美国纽约市追悼毛&nbsp;泽&nbsp;东大会上说：<br><br>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层层压榨之下暗无天日的社会。是一个农村整个破产，工业被帝国主义全盘控制的社会。用鲁迅的话，是一个吃人的社会。面对着这些压榨，中国人民作了数不尽的英勇反抗。要了解那时候的历史，让我们来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敏锐的预言，那是毛主席于一九二七年初写的：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部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年轻的毛&nbsp;泽&nbsp;东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他挺身站在中国农民的前头做革命的带路人。<br><br>　　革命的道路是艰难的。一九三五年毛主席的诗这样地描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br><br>　　革命的牺牲是巨大的。毛主席自己的一家就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了六个亲人：他的爱人杨开慧，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堂妹毛泽建，儿子毛岸英和侄子毛楚雄都为革牺牲了性命。杨开慧是一九三零年被蒋介石的爪牙在长沙识字岭处刑而死的。死的时候才二十九岁。二十七年以后毛主席写了一首词纪念她。毛主席的词是这样的：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词的第一句用骄杨而不用娇杨，这是何等的气概！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又是何等的幻想！这首《蝶恋花》没有问题是世界文学史上感情最丰富的爱情诗篇。<br><br>　　革命的成果是辉煌的，把一个山穷水尽丧失了自尊心的国家变成今日的自足自信、有理想的、前途光明的新中国，这是怎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要描述这个变化，我们可以列举今天中国年产三千万吨钢、八千万吨石油的数据，可以列举卫星上天、断肢再植的科技发展，可以列举中国人民的新精神面貌，或者中国社会的种种有远见的制度，可是我想最能道出中国的巨大变化的还是诗人的描述：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br><br>　　这是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写的《送瘟神二首》，他在这两首诗的前面写了一个短序，说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报道江西余江县消灭了历来危害农民的血吸虫病，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浮想联翩所以有这样的诗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所以有这样的描述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这是何等力量，何等胸怀！<br><br>　　在艰难的道路上，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巨大的牺牲中，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取得辉煌的成果的每一个过程中，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是中国的明灯，是中国的舵手。&nbsp;<br><br>　　什么是毛主席的领导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毛&nbsp;泽&nbsp;东思想。毛主席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于一九二一年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nbsp;产&nbsp;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以后五十多年的时间中，通过他的著作，他的演讲，通过他所领导的中国共&nbsp;产&nbsp;党的文件，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有了决定性的影响。他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小的革命实践。他提出了在生产资料基本上公有以后，阶级仍然存在的论断。他创建了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分析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本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上说毛&nbsp;泽&nbsp;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想这是绝大多数的世界人民都会同意的评价。这是历史的事实。<br><br>　　毛&nbsp;泽&nbsp;东思想里面的一个基本观念是群众路线。这么是群众路线呢？据我的了解，简单的说就是要站在被压迫的群众一边，就是要坚信群众的无比的庞大的力量，就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br><br>　　我们看毛主席自己怎样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受了毛&nbsp;泽&nbsp;东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产生了新的精神面貌，在第三世界产生了新的世界观，在发达国家里产生了对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估定。<br>　　<br>&nbsp;&nbsp;&nbsp;&nbsp;毛&nbsp;泽&nbsp;东主席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的领导，他对世界人民的思想意识的启示，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贡献！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nbsp;<br><br><br>&nbsp;<br><br><br><br>－－－－－－－－－个人看法，从这个30年前的悼词，我们可以看到杨振宁对于祖国和主席的认识，我们不要因为他晚年的私人生活，而对他一味的批判。]]> 星期六, 11 十一月 2006 09:35:09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2/9100/200611/63501.html 2006-11-11T09:35:09Z